火炕2
文/素素
我发现，即使在东北，火炕的样式也是不同的。我曾在镜泊湖边的瀑布村住过一夜。这是一个朝鲜族村庄，读史的时候，我觉得朝鲜族的祖先大约就是沃沮人，那么，朝鲜族人家的火炕就应该是最正宗的火炕了。
瀑布村中央有一座朝式基督教堂，村里有一半是新盖的瓦房，另一半是保留了朝鲜族风格的稻草房。叫瀑布村，是因为它在镜泊湖瀑布之侧，在一片黑色的玄武岩上。它是一个移民村，六十年代末从宁安南鹿道集体搬迁过来。盖了新瓦房的人家，是给去镜泊湖旅游的人照相发的财。仍住稻草房的人家，是因为不会照相。然而不论什么房子，他们的炕都是一样的。那是多么大的一铺炕呵!它布满了整个屋子，走到哪里都是炕。衣箱，被子，缝纫机，电风扇，锅碗瓢盆，所有的东西都在炕上。灶台和炕居然在同一平面，锅仿佛坐在炕上，灶门那地方是一个地坑，烧火时蹲在里面，不烧火时用木板盖上。烟囱在房子的侧旁独立地竖着，比房子高出一些，很别致。屋子看起来挺大，到了晚上，屋与屋之间便用木制的拉门隔开。我看见这个村的每个家庭都有一只很大的厨柜，里面全是红红绿绿的塑料盆搪瓷盆，它们一正一反地扣着，像小卖铺摆设给人看。后来才知这是风俗，盆多，表示富有。朝鲜族女人的手中永远握着一块抹布，她们坐在炕上，将那些盆擦得雪亮。
我住的那家女主人手中也有一块抹布，一边与我说话，一边不停地抹着炕边炕角的灰尘。抹过，抹布仍是白的。尽管她对我说的是汉语，穿着与我一样的汉式衣裳(将朝式衣裙装进柜子里，出门或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一看那火炕，就知道她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和她不一样。那晚，她给我做的晚餐是一盘油炸辣椒，一盘干豆皮炒黄瓜，一碗大酱汤，那一顿晚餐，吃得我流汗。夜里躺在火炕上，腰和腿舒服极了，却无论如何睡不着，屋子里飘散着大酱汤的味道，那特有香味，既亲切又陌生。
镜泊湖的土著是满族人。从清代流人吴振臣写的《宁古塔纪略》里可以看出，满族的火炕与朝鲜族的火炕不同：房屋大小不等，只一进或三间、五间，或用草盖。墙厚几尺，然经寒气侵入，视之如霜。屋内南、西、北绕三炕，炕上铺大红毡，炕阔六尺，每一面长二丈五六尺。夜则横卧炕上，必并头而卧。无凳椅，有炕桌，俱盘膝坐。客来俱坐南炕。流人杨宾的《柳边纪略》说得更详细：屋皆东南而立。土炕南七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做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晨起则叠被褥，置一隅。西、南窗如炕大，糊高丽纸，寒闭暑开。
他们都说的是满族人的火炕。满族人的祖先在渤海时代还有许多是地穴居或半穴居，只有首都上京龙泉府墙高坊齐车马喧。到了金代，完颜氏掳辽天祚帝、宋徽钦二宗居金地时让他们住的也不过如此。宋徽宗从未见过这样的房子，所说的每日坐井观天，其实坐的就是半穴式地窨子。徽宗在一首诗中写道：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怅
望天南无雁飞。
有“扉”说明是半穴居。住这种地方，即使有火炕，徽宗的心情也不会太好，他在金代的五国城只活了八年就病死了。和他一同被掳去的儿子钦宗因为年轻，在金国活了三十年，在最后的几年里，他终于可以不坐井，而与辽帝同囚于一座寺庙了。
这个民族走到清代，才睡在了有规有矩的“ 【 ”形火炕上。这样的火炕我在吉林的乌拉街见过。乌拉街是一个镇，我在那里看见了古代乌拉国的土围子，看见了金兀术妹妹百花公主的点将台，看见了慈禧太后用来透烟袋的灯芯草，当然也看见了吴振臣、杨宾笔下描述过的火炕。不过古老的三面炕已经很少了，多数人家睡的是南北炕，有的就是一铺南炕，与汉族人家的火炕一个样式了。坐在满族人家的火炕上，我感到的是这个民族一直在努力改变着自己，又总要保留一些自己，既渴望融合，又顽固地存异。然而，事实上属于满族人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在东北，火炕一直是有姓氏的，分种族的，又一直是属于乡村的。东北的冬天太长，火炕太热，养出了东北式的懒汉。乡村的男人在冬天里过于迷恋自家那个热炕头，即使坐在热炕头上，他们也习惯地将两手抄在棉袄袖子里，做出一种猫冬的姿势。我常常拿东北的男人与南方的男人相比较，南方或许是天热的缘故，男人长不高大，很瘦，总给人勾着身子忙忙碌碌快走的印象。他们说话的节奏也快，话语琐碎，像女人。东北的男人，尤其是乡村的男人，走路时爱仰着脖子，脸上有一种无知的高贵。他们不苟言笑，似乎胸有大志，却一动不动，懒得去动。东北的水土太肥沃了，插根筷子能发芽。不愁吃的，所以就有稳坐炕头的理由。进屋一看，缸里盆里，只不过有一些粗粮，温饱而已。
这是火炕让人伤情之处。火炕在解救人类的同时，又与寒冷一起阴谋，将人类的精神捆绑得苟且卑琐。
冬天到了，我的几位朋友一再要我带他们去乡村吃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更主要的是去睡一睡乡村的火炕。他们说，城市的床和城市的喧嚣已使他们身心俱疲，太需要在乡村的火炕上松一松筋骨。我为此想了很多。乡村并不远，乡村的火炕依然那么温暖，但我真的害怕乡村的火炕让这些城市人也恋恋不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