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医生的手
从住处出来，顺楼下小街往西走三百米，是一家防疫站。走到这里我应该转弯向南，走五分钟到江边，然后看左手就是一家医院。医院是我的目的地。一位认识的医生等在那里，要帮我做一个小手术。
出门向西，看见防疫站向南转弯。这有多简单。可是怪事发生了，十分钟的路，那天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没找到医院，最后完全迷路了。
导致我迷路的，是没有找到那个防疫站。因此我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转弯。看不见防疫站我就不能转弯。实际上，我越走离医院越远。去年我和自己养的一只仓鼠玩(我假装抢它的食物)，那只被我喂得肥胖(后来它已经不吃米了，专吃瓜子仁、松子。肉松。)的家伙毫不犹豫地咬了我的手指。
我在那个防疫站打了一个月的狂犬疫苗。去打第一针的时候，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我只好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人打电话。我忘记了说什么，但我没说老鼠、狂犬疫苗，更没说站在防疫站注射室门口不敢进去。打完电话，我就进去了。第一针打下去，没有我预料的那么疼。所以，我的那些朋友啊，如果哪天，你接到我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一定要好好的和我说话，因为我可能正卡在少年时体育课上的一座木马前，打完这个电话我才能跳过去。还有，没事我几乎不和谁闲聊天，我跟你闲聊天的时候我那是有事了，知道吗?七天后打第二针的时候，我在注射室门口已经不用再给什么人打电话了。这个防疫站离我家300米，我在这里打了一个月的针，进出了五次。
我在我家楼下迷路了。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后来我实在找不到医院了，就给工作在医院的女友打电话。她说我走过了，让我往回走。一小时后我才找到医院，而那个等我的医生已经给另一个患者做完了一个痔疮手术，正坐在椅子上休息。
我的一位女友曾对我说，她曾在家门前的公园里迷路，找不到回家的路，最后坐在一棵松树下要冻死了。在冻死之前给男友打电话，男友半夜三更赶来把她找到并送回家。她的叙述很详细，还有大段对天气、温度、树木、草坪、道路等的描述。她叙述的重点是她为了找到回家的路都做了哪些无效的努力。当她把自己的离奇经历说完，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说你故意的。你不想找到家。或者你的一部分不想回家。你那时由两部分组成：想回家的部分和不想回家的部分。最后你想回家的部分输给了不想回家的部分。不想回家的部分想知道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谁会救她。她太不自信了。就用生命做了一道考题。考生就是你那男友。他还不错，把题都做对了。关键是时间。他若晚到两个小时，你那天真冻死了。零下20多度的半夜冻死个绝望的人也不费劲。
后来，一直到现在，我后悔说了那些话，言之凿凿地把一个志怪事件说成了一个精神心理事件。那太伤人了。谁愿看见自己血淋淋的真相?
我在家门口迷路同样是个精神事件。我对手术太恐惧了(想想我打个针都那样)。我的一部分要去医院，另一部分说不去。她们两个一路争吵，最后扭打在一起。开始不去的那部分赢了，后来要去的部分通过电话找到了我女友，女友加上我的一半，对付我的另一半，才扭转了败局。
十天后我去医院拆线，我担心会再次迷路。因为拆线也令我十分恐惧。我一边走一边担心迷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突然迷路是很恐惧的。因为你不认为是自己错了，而是熟悉的那些都不翼而飞，是熟悉的环境被不明之力给撤换了。如果你一直熟悉的是世界的哭脸，那么你迷路的时候，是它突然对你一个人笑了。
因为我迈出的第一步就收紧了心，眼睛不敢眨动。我没给它们在我眨眼的时候撤换背景的时间，我用目光紧紧地盯住房子、道路、树木还有路边的垃圾箱，几分钟后我顺利地找到了防疫站，正确地向南转过去了。
这次的问题没有出在道路上，而是在医院遇到了困难——给我手术的那位医生不在。一般来说在哪缝的上哪拆去。谁缝的找谁拆。因此我刻意记忆给我手术并缝针的医生。首先我记住了他的姓，然后又在走廊墙上找到他的照片。照片挂得略高，或我个子略矮，总之我在看照片的时候被迫仰视。我背诵那张脸。背诵名字。我的记忆能力是有缺陷的，我是那种“脸盲”。我很难记住人的脸。长得好看在我这里是白长了。由于视觉能力差，很早我就不依赖它了。
到医院我才发现，那天是周六。是周六就只有值班医生。那天的值班医生不一定是被我记忆的那位医生。如果等到周一，那就是12天了。12天线和肉会建立起什么关系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手术之后，我一直忐忑的就是拆线。我把拆线想象得很疼。你想，那线在肉里，十天，那些肉都在生长，它们像藤蔓一样互相纠缠，线被缠在里面，跟肉的纤维已经没有了界限。这个时候，把线从刚长出的纵横交错的肉组织里拉出来，那能不疼吗?因此，多一天，疼痛就多一分。
医生值班室果然是一张生脸，他没有参与到针对我的手术与缝合，因此换药拆线都不是他的活。但是我怕12天酿成的后果，于是我向这个陌生医生提出了要求。医生迟疑，就在他未肯定也未否定的时候，我又加了一句话，我是某某某的朋友。这个某某某是工作在这家医院的我的女友。然后我又说了一句话：已经十天了。他离开坐在椅子上的一位女护士，他原是站在那坐着的女护士的身后的。她们正在说话。两个人说话，应该坐在两张椅子上，面对面，这是个常态，而这两个人，只使用了一张椅子。女的坐在椅子上，男的站在椅子后面，两手扶着椅子的靠背，像一个人用轮椅推着另一个，走到这里忽然不走了停下来说话。他们是那种请勿打扰的状态，但是我太紧迫了，都十天了。我是没有办法，才打扰了他们。那男的，显然是值班医生，在听了我的陈述之后，说你来吧。就率先向处置室走去。处置室在隔壁，女护士没有跟过来。她一直坐着，没有说话。
处置室非常大，有二十多个平方。靠门这边墙下有一张床，我躺平，医生揭开纱布，用手指按了按。我吸口气，问能拆吗?他说能拆。我一直担心拆不了。第四、五天时感染来着。由于青霉素类药物过敏，我只能口服罗红霉素。这导致都十天了才拆线。我出一口长气，这罪算遭到头了。
用具都在房间的另一侧，我躺着的床在这边。这样医生就要往返于我和那些药棉、刀剪之间。医生是个高个子，腿长，往返一次他就用4步。第一个步骤往返的次数最多。用碘伏药棉为我的伤口及周边地区消炎他用了四团药棉，这样他就往返了四次。他似乎心情很好，乐于在处置室里转圈。我感到他就要一边给我消毒一边哼出一支什么歌来了。其实他完全可以端着个托盘，不用在处置室里不停地从这边走到那边。这个医生很年轻，精力过剩，似乎还很兴奋。他需要在这个很大的房间里走几圈消耗掉一部分过剩的体力。当取第二团药棉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这时候，一般的人会看一眼，如果没啥急事就会说一句话然后迅速挂断;或先接电话，处理电话里的事情，让我在那边等。这位医生则没有选择上面两种方式，他把电话接起来同时他手里为我消毒的工作也没有停。他认为他有的是精力，完全可以同时做好两件事情。他用左手接电话，右手拿着镊子为我消毒。
原来，他只用一只手拿镊子夹药棉给我消毒，另一只手闲着来着，在身体的一侧无所事事地悠荡，现在，闲着的那只手终于找到了事做，投入到接电话的工作中来了，而为我工作的那只手则继续工作，没受任何影响。很遗憾我没有记住他都说了什么。正因为没记住，那就说明他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没话找话那种话。电话的那头应该是个女人。两个男人从来不这么说话。只有一男一女或情人关系，这种对话才能被两个人重视并很好地进行下去。
用完4团药棉后，就应该拿剪刀剪断那些线，然后抽出来。用完四团药棉，为我的伤口消毒的环节完成了，而这时候，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也没有露出即将打完的迹象。
拿剪刀是需要一只手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医生的手：他的右手拿着镊子，这个工具夹完4团药棉给伤口消完毒并未完成任务，在接下来的拆线工作中，它要承担往外拽线的工作，因此，镊子不能被放下，右手仍然要拿着镊子。他显然是右手力。右手是他最得力的一只手。这也证明，在刚才他一只手为我工作，一只手拿电话和另一个女人聊天，还是把我作为重点的。这也说明，拽线在拆线的环节里是很重要的。但不管我们的镊子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把线剪断的能力，这就需要一把剪刀。
在这个处置室里，剪刀是有的，现在缺的是手。
这位值班医生有两只手。右手拿着镊子，而且不能放下，那么看看左手。左手从右手夹起第二块药棉的时候就握着电话，把那个没有挂钩的电话用人力按在左耳上。应该肯定，左手没有为我服务，左手不关心我，左手此时不在处置室里，它被委派去执行一个与医学与患者毫无关系的任务，已经走了。
当需要一只手拿起剪刀的时候，左手的电话还没有打完，也没有要打完的迹象。我确定电话的那边是个女人。那么，这个男医生同时遇到了两个女人：一个在医院的处置室里;一个也许在医院外面的某处，也许离医院很远，也许很近。这两个女人都需要他处置，而且是同时，于是他分配了他的两只手。同时，他的心也得进行分配。
后来，当情节发展到他必须再拿起一把剪刀的时候，也就是他必须要用两只手处置我的时候，他也没有挂断电话，他还有办法同时应对两个女人。他紧急征用了他的左肩。他把左肩尽可能耸起，头向左歪过去，勉强把电话固定在了那里，使通话得以继续。他就用这个姿势给我拆了第一条线。
想想这个电话有多重要，电话那头的女人有多重要。
我的伤在胸腹的接壤地带，医生在工作的时候，他的头及上半身都在我的头部上方。他的肤色略深，瘦。年龄大概30或多一点，总之是个年轻的医生。
我躺着，在离我的脸20厘米的上方，医生的头及用肩固定的电话挡住了我原本看天花板的视线。看着医生困难的姿势，我有些不安，是我占用了医生的手。是我打断了他和那位女护士看上去已经向着亲密的道路上迈进的谈话，是我把他逼到这么困难的境地的。我担心电话会掉下来。他也会担心。显然，他不能挂断女友的电话，又不能不处置已经耗费了4团药棉消完毒了的我。碘伏消毒的有效时间是1分钟。如果打完电话再拆线，就得重新消毒。医生认为他有能力同时干这两个活。但，当他用肩抵住电话，我知道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困境，或者是我们把他逼到了一个困境。我有过这种体验，用肩抵住电话，那只相连的胳臂和手都是很僵硬的。如果干点粗糙的活还行，拆线则难度系数大。
这时，我突然醒悟了过来：他的手不够用，我的手不是闲着呢吗?他的两只手都在为我工作，我就不能用一只手为他做点什么吗?此时此刻，他和我离得很近，这样，我们应该有四只手可以使用。我的思维一直盘亘在医生的两只手上，等着看好戏般看他怎么办。我不应该是这种态度，我的心不一直很软吗?再这样看下去，我就太冷酷了。我忽然清醒了过来，发现我也是有手的。我可以在医生需要的时候，把手借给他。
我的右手正对着他头的左侧，正对着那个夹在头与肩中间、随时有可能滑落的手机。于是我抬起了我那无所事事是右手，按住了他的电话。我并不是突然动手的，我先说了我的想法，并征得了他的同意。这时一直很轻松快乐的医生的额头，已经有了一层水汽。
这样，这个拆线手术的后半部分，我的右手参与了进去。即便躺在了手术台上，我也抓住一切机会有所作为。
我疑心，那个伴随我的拆线始终的电话，就是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女护士打的。她就在隔壁。她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忽然抛下她为我拆线令她很挫败。她感到他不重视她。她认为他应该拒绝我。而男医生想把一切事情做好。他想把他面前的世界摆平、撸顺、没有毛边。他认为他有能力有体力做好很多事情，比如和女护士谈恋爱、为患者处置伤口拆线，甚至和女护士谈恋爱和为患者拆线同时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不是面对两个女人。我在医院不是女人。我是患者，是医生的工作内容。女护士也应该不是女人，而是他的工作助手。但是他们私下里给予了自己双重身份：医生、护士;男人、女人。他们原来一开始也是医生和护士，只是发觉两个人有可能恋爱之后，才各自增加了一层身份。
女护士在男医生从她的身后离开去了处置室后，心里就没有底了，她的身后忽然就空了，只剩下木椅子的几根木条，而那些木条是透风的。这女护士和我那大雪天故意迷路的女友一样，是不自信的——又有谁是完全自信的?她坐在隔壁护士值班室四面透风的椅子上，给正快乐工作的男医生出了一道考题。我目睹了那医生解答这道题的全过程，并出手帮助了他。
那医生的智商是不低的。首先他得意识到这是个考题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话。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快速从乱七八糟的事物中认出考题的。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接这个电话，说明他认为这道题一点也不无聊，很重要，重要到通向他的生活和幸福。他必须做出这道题，只要活着他就必须要面对这样一道突然出现的考题。那条电话线他真的不能挂断，它连接着生活的几乎一切。
他在我的右手的帮助下，顺利地给我拆完了线，又用纱布给我包好。我坐起来，整理衣服，我说我可以走了吗?医生冲我点头，他的电话还在打。他的考题还没做完。我看见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向护士值班室去了。
医生进去之后，两个人近在咫尺，那个电话是不是还要打，我猜不到了。
是一个患者忽然打断(没能打断)他们的爱情，还是一个女人干扰(也几乎没能干扰)了一个医生的工作，我有点整不清了。
我的胸部与腹部的接壤地带，中轴线上，悄悄长了一个粉瘤。这个粉瘤一开始仅仅是皮肤上的一个黑点，而视觉上的那个黑点，是个毛孔。黑点是毛孔里的一粒刚刚发芽的汗毛。它像一棵豆苗卷缩在里面，胆小似地不敢探出头来。我感觉它长不出来了，它怎么努力都长不出来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发觉，它不肯努力，对于长出来没有热情。不认为长出来是必须的。别的汗毛都长出去了，齐刷刷地向上，每天见到阳光，加入到生长的滚滚洪流之中去了。而它是个反动派。发现了蜗居在毛囊里的种种好。这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永远做一个孩子。它不肯睁开眼睛，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好奇心。它怀抱着自己小小的心脏，细数自己的时针。我不知道她的这些小心思，我以为它要长出来，但是力气不够，或在哪个环节卡住了。我替它着急，并动手帮助它。我用两个有力的手指，从它的两侧给它力量。我应该是帮助了它好几个月，也没能让它从那个深井一样的毛囊里伸出头来。这时我应该发觉是它不愿意出来，但是我不认为它应该有个人愿望，它应该和别人一样。别人都长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出来?你不出来不是你不愿意而是你没有力气，遇到了困难。有一天我在浴池里洗澡，我又动手帮助那个汗毛的幼苗成长。我用手指从两边用力，试图把它挤出来。忽然，我感到皮肤里有一个很大的圆形硬物忽然从肉里被我弄到了皮下。如同一块石头被从土里挖了出来。我吓得再不敢碰它。但是，它已经被我惹怒了。它在一层皮的下面，鼓鼓的，有拇指那么大。怪不得它不肯出来，原来守着这么大一个秘密。
此后，我发觉它在悄悄成长，几个月后，已经有鹌鹑蛋那么大了。我对于它的膨胀没有任何办法。好在它并不给我制造疼痛，这样我就一直携带着它生活。
突然有一天，它忽然就不是它了：红肿、疼痛，而且越演越烈。这样我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我就没有办法继续携带着它了。我被迫着手和它分离的计划。
我有个朋友在医院工作。她是护士，不能亲手帮我手术，但是，她认识医院所有的医生。她帮我找了个医生，并进行了成功的手术。
手术那天，我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离家很近的医院了。十分钟的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走到。这个怪事后来被我归纳为心理事件。
2013年10月 吉林 东局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