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军旅文学“集结号”

                              ——由长篇小说《大钟无声》获奖所想到的

姚展雄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名句。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了士大夫的使命，那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则彰显出真文人的风骨。宁愿为了言论自由、人格***而死，也不愿桎梏思想、保持沉默而生，这就是文人的底气与风骨。从屈原的披发行吟、自沉汨罗到阮藉的特立独行、狂饮长啸；从杜甫的大庇寒士、沉郁顿挫到陆游的上马击胡、下马军书；从鲁迅的呐喊彷徨、疗救精神到胡适的多究问题、少谈主义……，似乎一脉相承，概莫能外。他们都是真正的文人，令人敬重的楷模！

有人说，当今的社会也不缺少声音，流行音乐、肥皂剧、无厘头等无时无刻不在充斥并鼓荡着我们的耳膜，但是，在我看来，那只是类似于池塘青蛙的聒噪。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长篇小说《大钟无声》却发出了另一类声音，宛若远寺清凉的钟声，把我从尘世的梦魇中唤醒。

《大钟无声》是由海南武警总队宣传部长、军旅作家梅国云和陕西某部军旅作家杨文森共同创作出的军旅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真实平朴的思想、细腻丰富的情感以及骨子里张扬的正义震撼了文坛，一举摘取了“昆仑文艺奖”桂冠，吹响了军旅文学阵营的“集结号”。小说通过从黄土高原走出的四个普通农村青年的奋斗经历及其真实生活的描写，成功塑造了基层军队干部郝建家这一性格鲜明、爱憎分明、勇于进取、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平民化的视角颠覆了长期以来军旅文学“高、大、全”的陈旧模式，从而开创出军旅文学新的境界。

《大钟无声》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获得如此高度的评价，最关键的一点是其平民化的视角。长期以来，塑造能征善战的英雄、弘扬顽强拼搏的精神、以及表现军界精英在关键岗位上推动我军现代化建设等宏大叙事一直是军旅文学的主旋律。但是，题材未免狭隘了点。就以“英雄”一词来说，难道仅仅局限于杀敌立功、为国捐躯这一单一的层面上吗？电影《英雄》的饰演者之一张子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她心目中的英雄是“平凡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我以为颇能道出英雄“三昧”。在我看来，黄继光，董存瑞，方志敏，刘胡兰，秋瑾是英雄；雷锋，杨立伟，在***中默默倒下的医护人员，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流血牺牲的勇士，以及千千万万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的人，他们同样是英雄，诚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所言：“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呼唤英雄，敬仰英雄，但我们更应该敬仰我们平凡事业的推动者。”基于此，《大钟无声》作者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从低处着眼，小处落笔，独辟蹊径，以构成军队的主体——中国农民的后裔、普通基层干部为描写对象，真情叙述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的经历与生活。与“红色经典”军旅文学相比，它的色调未免灰暗了些，但却充满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闪耀出正义与良知的理性光芒。  

作者杨文森是从黄土高原走出的农民子弟，经过自身奋斗，终于实现了“跳龙门”的梦想，而梅国云虽是江苏人，却有着十多年在大西北军队工作的经历，他们的心中都有着难以割舍的农民情结和对黄土地深深的依恋，这一切，为他们的小说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与情感基础。不难看出，小说中的人物郝建家的身上或多或少烙有作者的印痕。

还有作品所具有的疼痛感。于丹曾经断言《论语》是一部有温度的书。如果作品本身有感觉的话，我以为，《大钟无声》无疑是一部充满疼痛感的书，这种感觉生发于作者崇高的使命和道义。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人经不住物质的诱惑，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为了金钱，不惜出卖灵魂甚至肉体，导致的结果是经济上虽然富有了，但精神上却成了穷光蛋。小说中的人物白妍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小说人物或成功、或失败、或仗义、或贪婪的悲喜交加的命运中，冥冥中始终有一口类似于“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大钟高悬着，给人以振聋发聩的警示——人生的路在于自己把控，方向正确了，就会一帆风顺；而投机取巧、邪门歪道，只会走向毁灭的境地。

小说与其说是一部普通军人的心灵史，毋宁说是一部人生寓言的智慧书。一经出版，便赢得读者的青睐及媒体的热捧。《光明日报》称该小说“开创了军旅文学新的境界”；《解放军生活》誉为“军旅人生的悲喜寓言”；甘肃省作协副主席姚学礼评为“军旅文学中平凡的世界”；《解放军文艺》编辑刘施昊在其所撰文章中称这部作品与路遥《平凡的世界》齐名。在军旅文学阵营，它以强劲的姿态吹响了振聋发聩、激人奋进的“集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