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马陵：汉武帝下马步行地
姚展雄
西安是个四方城，有城必有巷，条条巷道东西相连，南北交错，在我看来，与中国书法中的“九宫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西安和平门内西侧，有一条紧挨城墙的小巷叫顺城巷，因为它是古时守城骑兵上下城墙的通道，也有叫马道巷的。但这里还有个俗称：“下马陵”，是因了汉代鸿儒董仲舒墓迁至于此的缘故。
此巷缘何叫下马陵？还得从陵墓的主人说起。
墓主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据说他自幼聪慧好学，小小年纪就读过《诗》、《书》、《易》、《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专治《春秋》，可谓饱读圣贤书。
汉景帝时，董仲舒从家乡广川（今河北省枣强东）来到京城长安，成了朝廷的儒学博士，相当于今天的教授或顾问。在这期间，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足不出户，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有着“三年不窥园”之美谈。
“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几年过后，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广泛汲取了先秦诸子宣扬的“天命”、“天志”、“无为”等思想，以及先秦阴阳家、秦汉方士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新成果，构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成为远近闻名的经学大师。
及至汉武帝召试天下贤良之士，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相对，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首开中国以儒学为正统思想之先河。
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出于对董仲舒的敬重，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开外，便下马步行，文武百官自不在话下。从此以后，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凡骑马、乘轿者，经过董仲舒墓前，都要下来步行。这就是下马陵名称的由来。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后来，下马陵也称作“蛤蟆陵”，这是与关中方言有关。现在的关中一带仍把“下( xia)”念为“ha”音，“蛤蟆”与“下马”发音相谐，顺手拈来，与词义无关。
下马陵原本不在现在这个地方。我曾查阅过大量的史料，却发现无论下马陵或者虾蟆陵，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唐代史籍诗赋虽一再提及，但从未表明其具体位置。
公元815年，唐代诗人白居易从长安被贬为九江郡司马，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做了一个地区的助理调研员。一个秋天的月夜，他在浔阳江边送客，遇到卖唱女子，听口音来自长安，感触良多，遂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琵琶行》，其中有两句诗“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从诗句中只能知道琵琶女家在下马陵，但究竟在何处，不得而知。唐代还有一位诗僧皎然，也有一首《长安少年行》，诗曰：“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从中可知，下马陵那里曾经是个秦楼楚馆、声色犬马之地，至于地在何方，仍然是个谜。
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积二十年之功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常乐坊内街之东”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载吻合。
吕大防的《唐长安城图碑刻》中称，虾蟆陵在胭脂坡。又据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卷八记载：“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其位置大抵指今西安交通大学东边的沙坡，坡上有一大冢。这一坡地，古称“胭脂坡”，宋以后叫“沙坡”。
由此可以推断，下马陵古址在此无疑。宋、元、明、清历代历史地理学家一致赞同此说。自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直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此均无异议。
直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董仲舒墓址在时间上才成为一道明显的分水岭。
程朱理学的泛滥，使得儒学大师董仲舒声名显赫，身价倍增，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
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沙坡也建了一座董子祠。
然而，到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将原唐长安常乐坊的董子祠移建于今下马陵东段路北，并在董子祠后为其造墓。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董仲舒墓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上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内。
清康熙六年（1667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于门前立石，上刻“下马陵”三个大字，将今和平门内西侧这条巷改称下马陵街。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有关下马陵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当然现在还有人说，董仲舒的墓都不在这两个地方，而在兴平的汉武帝茂陵附近。因为当地有一村子，名叫“策村”，策村人多姓董，据考证为董仲舒后裔。当年董仲舒就是在这里向汉武帝进呈“天人三策”的，故称此地为“策村”。
不管这个考据是否确凿，但是，我以为它都没有能力撼动下马陵的这一历史地位。从明代开始，西安南城墙从文庙（碑林博物馆）到关中书院（书院门街）再到董子祠（下马陵）是长安城的一条文脉，自古迄今乃文人墨客流连之地。
1956年8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城内下马陵定为陕西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曾命名为爱国巷；1972年恢复原名，沿用至今；1987年陕西省政府曾拨款全面修葺，再现昔日王者风范。从此，下马陵便成了文人墨客顶礼膜拜的圣地，以至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句。
宋人苏舜钦“下马陵头草色春，我来怀古一沾巾”、戴复古“下马陵前感慨深”、元人王恽“下马陵前拜秋草”、谢应芳“浇酒林庄下马陵”，黄溍“时有北人来下马，不知秦树几啼鹃”、金人元好问“千年荆棘龟趺在，会有人寻下马陵”，以及明人黎民表“碑在千秋下马陵”等诗句，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对这位儒学大师的深切怀念之情。
抗战时期，下马陵曾是西安最重要的政治中心。1937年胡宗南驻防西安，将13军团、34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小雁塔内，他自己却在下马陵的祠堂办公、睡觉，警卫和随从人员住在两侧厢房。为防备日军空袭，胡宗南将下马陵和城墙连通，在城墙内修建了防空洞。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等大员都在此躲避空袭。那时，下马陵还分别住过蒋经国夫妇、陈诚、戴笠、美国驻华司令官魏德迈和美国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等。1940年蒋纬国25岁，从德国军校毕业后来到胡宗南部下，也住下马陵，并于1944年圣诞节，和西安大华纱厂厂长石凤翔之女石静宜在此举行婚礼。
戊子清明节前夕，作为读书人的我，凭吊了心目中久仰的大儒董仲舒墓。顺着古老的城墙，踩着青石铺就的巷道，怀着虔诚的敬意，悄悄地，我走近了它。与外面喧嚣的闹市相比，这里多了几分清静与孤寂。在墓地，我是没有见到一个游人的。也许，对于“争利于市”的现代都市人来说，此地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心中，充斥的是发财的欲望，供奉的是财神爷赵公明的偶像，哪里还能容得下一介寒儒？也许，孤陋寡闻的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西安城里还有这么一处地方？也许……，真个是“下马陵前感慨深”，我的心情无比沉重了起来。
然而，只要圣贤的余脉一息尚存，中国文化的薪火就不会零落断灭，一如这墓冢的青草，春风吹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