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狐编故事

甬道

菜市场停电，突然停电，我手里拿着正准备过称的一个紫茄子。从天棚顶漏下的光聚射在伸出铺位，占用过道的菜摊上，铺子里的柜台和柜台上的“称”隐在暗处。事实上每次买菜没有一次认真看“称”，看清看不清都无所谓，清楚这市场的“称”是八两称，只需接受菜贩子报出的钱数便可成交。

当一种欺骗成为习惯时，心里参考的数据就变成另一杆“称”，“称”我们对生活缺憾的容忍和遗忘。

“你把称搬到亮处，好唔啦，没看清怎麽算账？”

“要看你进来看，搬不成！”

过道深处传来两个女人的争吵，有一个声音非常熟悉，带着上海女人的口音。我接过小贩称过的茄子，付了款，循声去寻那个熟悉的身影。是她！一定是她，我的感觉很准，我和她最亲密的时刻都隐在黑暗里。

她曾是我的老上司，同事十年，长我二十岁。她的尖酸刻薄和上海女人的精明，常常让我敬而远之。当年办公室几个女孩子待嫁，她总是挑剔我们工作不力，我们接听男朋友电话时，她总是旁敲侧击有关女人作风贞节的事，吓得我们不敢随便请假外出约会，生病也要开出合理的病假条，没有涉及妇科方面的病。没过多久，我们仨女孩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都早早领取结婚证，保全了法律庇护下的贞节。

我既讨厌她又暗中打量模仿她，我喜欢她的毛衣样式和奇妙的针法，那种精致美丽是和一个叫“上海”的地方联系着。她宽宽的双眼皮，流露我梦中的上海风情——洋气，她肥胖是因为得病使用激素。几年后我躺在手术台向美容师表述我的要求时，心里是有着那双眼睛的模式。后来在乌镇的定升桥拍照，披着在城隍庙她帮我挑的披肩，摆渡的梢公用上海话跟我搭讪时，心里是闪过一丝窃喜的。也许她完全不知道有一个小她二十岁的女人有意无意向往着大上海的派头。直到有一天她带我出差来到上海。

出虹桥机场乘上大巴，她说咱们不要住宾馆，省下差旅费买点东西回去，大上海有你想也想不到的好东西。我问住哪儿？她说住市里她娘家。我有些受宠若惊。

我们先游览了大世界，这个繁华的屡次出现在上海滩老电影里的游乐场，令人眼花缭乱。光是哈哈镜都让我大开眼界。我跟着她完全转晕了头，只记得从大世界另一个门出来是龙门路，我们走进街边一个窄门，她和屋里一位白皙面皮的阿姨说着我听不懂的上海话，阿姨转身进里屋拿出一串红绳串的钥匙和一支蜡烛。

在门厅拐角有一个不意觉察的楼梯，通向六米高的顶层。她体重160多斤的肥胖身子是侧着上的，手里举着蜡烛。从她肥胖身躯漏下来的微弱烛光牵着恍惚，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我在很多描写旧上海的小说和老电影看过阁楼和亭子间，身临其境还是惊讶的。从登上阁楼地板的那一刻，头必须低下来，偏过脑袋看见斜斜房梁上，一棱棱瓦片洇着湿冷的水珠。透明塑料布在墙角隔出床围，最矮的那一面支一张双人床，床上有蓝色印花床单和三床薄被。

她说小时和她妈睡大床，哥哥和弟弟在我们现在脚下的这块地板上打地铺。父亲去世早。如今哥哥弟弟成家搬走，母亲暂住小弟家给我们留两天住宿。靠天窗有一个精致的梳妆台，擦拭的光亮乌润,她说是她母亲的陪嫁。

那天晚上的冬雨一直敲打房顶的瓦，我们盖上三床薄被仍冻的发抖，她的脚冰凉，我象小时候搂着妹妹的脚一样搂过她的脚，她动了一下，很快暖过来打起呼噜。

从床底拖出来的精致漆木小马桶，花纹模糊不清。我一直憋到天亮才不得不用，并尽量不发出响声。楼下有出门响动，她悄悄告诉我楼下给她钥匙的白皙阿姨，旧社会曾当过梳头娘，每天天不亮去给公馆里的太太小姐做头发，现在龙门路开家小美发店，顾客是公馆留下的姨娘老妈子们，还是习惯早出。

天蒙蒙亮街道有马车铃铛响，1986年12月某个上海的早晨，带给我的体验是小市民最真实的生活——我提着漆木马桶将内容倒进马车粪筒，并交一角钱给马夫,用一块蜂窝煤换回一块烧的通红的蜂窝煤。马车在雾蒙蒙的街道缓慢走走停停，像走在通往大宅院或墓地，对着主建筑用砖石铺就的甬道……

菜市场一片昏暗，有几家摊位陆续燃起备用蜡烛。我走近她，好像重受上海龙门路阁楼的烛光牵引。看清她花白的头发变的雪白。我轻轻叫她，她眨巴着依然好看的双眼皮看我半晌，喃喃的说，你是谁家的媳妇？我有些尴尬。我知道她前年得过第二次脑溢血，她到底丢失了一部分记忆。去年参加她小儿子小冬的葬礼时没见着她，单位怕她再次受刺激，现在看来她是不知道噩耗的,这种欺骗对她也许是一件好事,但能隐瞒多久呢?小冬比我大三岁,我曾对着大咧咧笑的小冬遗像泪流满面地想不通：死胖子,干嘛要下雨天去钓鱼呢？到底是一条什麽样的鱼诱使你把鱼竿甩到高压线上去呢？你妈身边只有你一个儿子，她是多要强的一个女人啊！

这个要强的女人正眨着好看的双眼皮等着我的回答,泪水模糊双眼,似有一条不甚明朗的甬道让我们和外界隔离，迷离的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