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时代的精神守望

——读庞进散文新作《卓立苍茫》

史飞翔

《卓立苍茫》是庞进新出的一本散文集子。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各类散文随笔82篇，近20万字。这些作品，或注目故土，解析人文地理对人性的影响；或放眼异域，抒写海外赤子的拳拳情愫；或回溯已往，撷取风浪过后的坚贝细珠；或关怀当下，辑录数字化时代的触心憬悟；有对文坛翘楚的肯綮点评，有对业余作者的热诚褒掖，也有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二十多年的经验和体会。记得多年以前我就读过庞进的散文《天地苍茫一根骨》，阅读时震撼灵魂的那种精神的颤栗至今铭记。今天再读他的这本散文集，便倍感亲切。

开卷之作《西安的隐士》一文，如同一台大型晚会前的开场舞，金碧辉煌、大气磅礴，一下子就将人吸引住了。文章有对终南地理概念的廓清、有对终南风景的描摹、有对“终南捷径”、“商山四皓”等历史典故的考证，更有对隐居于其中高洁之士的精神解读。在谈到“圣贤”的隐居时，作者这样写道：“中国的官场像是一个大转盘，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文人们上了这个盘子，就得按人家的规律运行，附则就会被摔下来。”我以为作者的这一论断实在是高明，它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即：历史上的那些隐者，大多是身隐心不隐，也就是假隐，一旦遇到有建功立业获取名利的机会，便欣然出山，屁颠屁颠地为主子效力去了。在中国一个文人要完全摆脱传统儒家积极用世、大济苍生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子做不到、孟子做不到、陶渊明做不到、王维更做不到。《西安的隐士》读后让人了悟了生命和自然的真谛，摆脱了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了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使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接下来有关西安人文地理和西安人性格解析的那组文章，像《哦，小南门》、《好客重礼的西安人》等，同样也是思路开阔、畅酣淋漓，读来如同吃了一碗羊肉泡，额头冒汗、唏嘘不已，既解馋，又大快人心。

庞进的文字是有着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寓峻拔独步的思考、深厚博容的情怀于精当、朴素、优美的文字之中。打个比方，庞进的文章，就像我们陕西人推崇的腊汁肉，瘦而不柴、肥而不腻，思想和艺术的结合恰到好处。我在阅读庞进的时候，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他文章背后所隐藏的那种精神的张力。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要生的魁梧高大，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力量。

庞进是一个具有哲学气质的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沉思型、学者型的作家。《卓立苍茫》一书中有一组文化学术散文，《通透之美》、《中国人的“心历”之碑》、《王重阳的行为艺术》、《不寻常的握手》，这组文章思路清晰、视野开阔，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你比如：他对知识分子悲剧精神所做的四点总结——疮痍在目的悲悯感、飞蛾扑火的壮烈感、钢刀剜心的痛切感、清莲出泥的孤独感，就可谓是犀利独辟。

庞进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爱书到了痴迷的地步。《批点读书等车时》写他侯车时读书；《高天读美》写他在飞机上读书。读书让庞进成了一个物质时代的精神守望者，读书让庞进成了一个痛苦而清醒的智者。海德格尔曾说，人类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人格的异化。这异化表现为人的主体的丧失，即人在大众化、划一化、物化、机器化方面的沉沦。确如斯言，人生最大的庆典，莫过于内心信仰和理想大厦的落成。在一篇文章中庞进这样写道：“人生只能干一件事。……时间就那么多，干了这一样，就干不了那一样。能集中精力干一件事，而且是自己最想干的事。——其它的再好事让别人去干吧，——这样的人生就很幸福。”（《也算散文观》）什么是成功？庞进说，成功就是把事情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份上。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2008年7月28日终南山太乙宫

人淡如菊      文似流水

——读程丽萍散文集《静静的百合》

史飞翔

最近一个时期心情颇不宁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将原本平静如水的生活搅得是一团糟。今晨起来忽然涌起一种强烈的读书的冲动。环视书桌，案头多为厚重之物，不适宜病后之躯。思来想去，目光最后就落在了这本——《静静的百合》上。

《静静的百合》，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那一簇簇含苞待放的花朵，既清淡，精致；又高贵，幽雅。花叶似柳如竹，疏密有致，散发出阵阵幽香，是集色、形、香三佳与一身的美丽花朵”“清新脱俗的百合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恰似一汪醉人的美酒惹人陶醉，风中摇曳有如婀娜多姿的清秀佳人，远离喧嚣的尘事，让人感到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多变的风貌如梦似幻，花朵的花柱伸长于唇外，宛如蝴蝶的触须一般，开始翩翩起舞，含情之模样如此让人怜爱”读着这素雅静谧的文字内心顿时产生一丝凉意。显然，《百合花香》是一篇倾注了作者无限情感和个人体验的心灵之作，单是为了向读者描述百合，作者就不惜援引古今中外的众多诗词、传说以此来旁征博引。由此可见，百合可视为作者的精神自照，这当是毫无疑问。一个像百合一样的女子，那该是怎样的一番高洁和尊贵？

《静静的百合》一书的主题大体包含了四个部分：一、有关农村生活及亲人的回忆；二、人生感悟；三、情感婚姻；四、其它有关社会、生活的一些短小随笔。四类文章中我以为写得最好、最出彩、最能见作者功力的当属第一类。《老宅》一文，情真意切，于不动声色之中写尽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其文笔之老练令人吃惊。——“前不久回老家，亲眼目睹了我童年生活的老宅。回想起来，我的心头不由地泛起一阵酸楚的回忆。”“童年的记忆历历在目，老宅给我的快乐和痛苦像潮水一样涌来，我的眼里已开始泛雾。”“物是人非，只有他还在固守着脚下的土地和那颓废的老宅，忠诚依旧……”试问，这样的语句，谁敢相信它会是出自一个女子之手？再看：“大老远就听见村口老槐树上的喇叭声，几盏汽灯将戏台子周围照的明晃晃的如同白昼，村边大场中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大场边各种小吃摊桌凳相连，只说要将大场围个严实，戴着白帕的大娘、搂着花围巾的媳妇、叼着旱烟的大爷、流着鼻涕的孩子穿行其间。我们赶忙挤进去，寻一处‘僻静处’，吃几个油糕，喝一碗醪糟，耳边不时传来母亲的叫喊声、孩子的哭闹声、老人的咳嗽声、以及台子上传来的乐器声。眼见着天色将晚，随着台上一阵紧似一阵锣鼓声，大戏开演了。”（《五叔》）这段关于戏台下场景的描写形象传神，一下子就勾起我的回忆，让我想起童年时自己也曾经历过同样的场景。感动之余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记忆力（其实是描写的能力）以及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然而这还不是最感动人的地方，最感动人的是五叔的遭遇，——一个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无常命运和人生苦楚。

“小时候父母在外地工作，我跟随着乡下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幼小的心灵满是寂寞，无数个黄昏常常一个人坐在涝池边，望着西下的残阳发呆，脑子里充满了盼望和期待。”（《涝池》）读完这段文字我终于明白了丽萍为什么喜欢文学了。那是因为她有一个孤独而、敏感而又苦难的童年。正是童年的孤独使她养成了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当我读到“等到奇奇一觉醒来，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和父母留下的一堆东西，奇奇不由得放声大哭”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因为我联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在一篇题为《想起女儿的一瞬》的文章中我曾写下过这样一个情节：“吃过晚饭我和女儿坐在床上玩耍。做打手的游戏。我伸出手来她来打。她打我缩。每当打中后她就咯咯地笑，开心且得意。为了让她高兴，我得一个劲地喊哎吆、哎吆。于是她越发的高兴。骑在我的身上，用手抓我的眼镜。我说，媛媛，爸爸明天就要上班了，去给你挣钱坐“鸭鸭”。听到这句话后突然间女儿安静了下来，脸上的笑容顷刻间变得凝固了，继而有泪水在眼眶转动。那一瞬我惊呆了。我以为女儿听不懂呢。谁知她竟哭了。面对此情此景。我赶紧用其它方式将她的注意力转移，继续逗她。第二天女儿将我跟前跟后。我上厕所她都喊爸爸。我岳母说孩子每天中午十二点都要睡觉。但是那天她却一直不睡。她在地上一个劲地蹦跳。到了午后两点的时候她终于累得不行了，睡着了。我们到底还是走了，在她睡着的时候。后来在车上我将晚上那一瞬告诉妻子。妻子顿时就哭了。”好的散文总是能引起人的共鸣。地分中外，时有古今，个人的遭遇也是千差万别，但人类普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世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和《她要活到现在，那该多好》两文同样也是感人至深，其中后一篇还写到了奶奶的自尽，那种深沉的悲痛读来让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丽萍有关农村生活及亲人的这组文章充分地说明她是一个念旧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肯念旧、能念旧的人必然是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

《静静的百合》一书的第二个主题就是人生感悟。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岁月感悟》和《生命的印记》两文。前者以苦闷的笔触写了作者对复杂人生的理解，沉重忧郁。后者则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次心灵独白。散文是什么？散文就是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心时的心灵独语。惟真惟实方能打动人心。丽萍是一个主体意识特别强烈的人，生性敏感。这从她的文字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文字其实就是她的身份证，是她性情的最好诠释。一般来说，主体意识强的人都比较自负，有一种“难于世同”的孤独与寂寞。这样的人强调自我、重视内心精神的自省。这样的人时刻面临思想的剧烈冲突。这样的人也适合写散文。丽萍正处于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人生黄金期，这个年龄段思考人生是再正常不过了。“人生不过百，常怀千岁忧”。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前行。丽萍是一个清醒的人，她能够透过生活的表象进而去探寻人生的本质和意义。你譬如：《舍得》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人的财富就好像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因而不必太在意财富的去留。命中有的，即使流逝了，其他地方也会补偿的；命中没有的，就是这里得到了，不知什么地方也就流逝了”这样的文字已经不是简单的阐述，而是人生的哲理了。

《静静的百合》一书的第三个主题是男女的婚姻和情感。两性领域里的自由和责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话题。丽萍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对于爱情和婚姻她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舞伴》写的是青涩岁月里的一种懵懂情愫。《初恋时，我们不懂感情》精确地传达出了青年男女的恋爱情感。人生中走的最急的，总是那些最美的风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将成年女性的情感世界描写的淋漓尽致、仪态万方。《如果人生的苦你都为我尝尽》中有这样一句话：“别人是伤不了自己的，往往是自己在不经意之间弄伤了自己。”这话是颇值得思索和琢磨的。

《静静的百合》一书中还有一些其它的小篇章同样写的是精彩传神。《走进鸵鸟园》由鸵鸟联想到人类世界，想象之丰富、心灵之敏感，非有心之人不能为之。《我和平凹有个约会》不卑不亢地写出了对文坛大家贾平凹的那种远距离的欣赏。文章短小有力，读来颇有趣味。

丽萍说，她天生对艺术缺乏灵感。我不这样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她天生就有一种写作的潜质和禀赋。这是由她与生俱来的那种性格，如脆弱、如纤细、如孤独、如敏感，而决定的。在《我令麒麟爱柳丝》一文中，丽萍这样描述她心中的文学：“在我心里，文学世界是一块圣洁之地，需要安静的环境、纯净的心灵、思绪才能像钥匙打开锁头一样，许多文字经过排列组合，加上感情色彩，在脑海里配上音乐插图，感情顺着笔尖缓缓地流淌。倾诉心中隐秘、抒发个人感情、憧憬美好未来、反映时代信息，若能引起共鸣，并唤起广大读者的心灵回应……一种非常纯正的文字语言，才能称得上文学。……我把自己的命运深深的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写作在别人看来是非常辛劳、枯燥而单调的事，而我感受的却是喜悦。我喜欢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文字得到宣泄；喜欢身边的人和事在我的笔下重生；喜欢山川、河流、亭台、楼阁……秀丽的美景通过另一种方式在人们的眼前展现……”苏东坡曾将写作喻作“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丽萍的散文自然流畅、空灵飘逸，随物赋行、目送手挥，这一如她的人娴雅端庄，人淡如菊、百合花开。

                                         2008年7月28日终南山太乙宫

性灵出万象   风骨超常伦

——陈长吟散文简论

史飞翔

陈长吟是一位勤奋而又多产的作家，至今为止已出版了9部散文集。从最早的《山梦水梦》到最近的《山河长吟》，他一路高歌、一路行吟。陈长吟的散文我称之为——“路上的感受”。在我看来陈长吟的散文大体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自然山水篇”。这类文章在陈长吟的散文作品中几乎占据了总量的三分之一，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大多属于此类。这些文章进一步可以分成四类：一、写陕南以及汉江，代表作有：《水孕》、《水幻》、《水路》、《随水远行》、《安康小城》、《汉江船韵》、《山城白河》等；二、写西藏，代表作有：《朝圣者》、《为灵魂盖房》、《长长转经路》、《拉萨印象》、《天目》等；三、写西安，最具代表的是6篇西安文化地图，其中尤以《莲湖巷》和《建国路》两文最为精彩；四、写陕北、西域、四川、海南、云南以及其它地区。如：《海南行踪》、《云南剪影》、《西域走笔》等。四类文章中我认为写得最好、最有价值的是他早期写汉江的那些篇章，如：《水孕》、《水幻》、《水路》三篇，这些文章颇有沈从文“边城”之风，健康活泼、恬淡清新，有一种“水淋淋的湿意”和灵动。譬如：《水幻》一文中，大胆、泼辣的山歌对唱让人感受到一种粗犷、原始的人性之美。《水路》一文，对划船声音的描述“哗、哗。左、左。嚓、嚓。右、右。咔、咔、过、过”，那诗一般的节奏和韵律，极富音乐感。至于《告别汉江》和《我的汉水》等文，那更是用青春和生命谱写的华美人生篇章。

第二类“市井风情篇”。代表作有：《水写的大字》、《野唱》、《巴教授与流浪狗》、《声音的方向》、《私奔的民歌》、《挤公交的乐趣》、《608路众生相》、《仅凭电话听文坛》等。此类文章短小隽永、趣味盎然。如：《巴教授与流浪狗》一文，写了一条重情重义的流浪狗缘缘，文中关于它最后那惊人的一跃，读来简直是惊心动魄。《声音的方向》通过一对贫贱夫妻的描写揭示了爱情的真相。“市井风情”系列散文的产生标志着陈长吟的散文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成熟期。

第三类“人生感悟篇”。代表作有：《人生阶段论》、《心灵底片》、《生活密码》、《放弃也是进步》、《天命之乐》、《寻找帽子》、《幸福是什么》、《失去故土的人》等。这些文章往往是畅酣淋漓、一气呵成，非厚积薄发不能写出。如：《人生阶段论》一文，“人厚命旺、人寿文长”这一结论实乃人生经验之高度提炼、凝结。《自在书生》反映了作家“宠辱不惊、高低随便”的人生态度。《总在路上》对“精神状态”的临摹和定位让人想起一首老歌“走啊，在这空旷无比的世上，走啊，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走在路上。”石本有棱，亿万年冲刷，即成圆卵；人本存气，连番撞墙碰壁，便悟出人生真谛。这些融入了作者深切生命体验的文字，如同陈年老酒，醇厚绵长、寂寥苦涩。

第四类“文化随笔篇”。包括三类：一、关于贾平凹及《美文》的一些纪实文字，如：《秋天的聚会》、《贾平凹的趣事》等。二、人物印象，如：《独舞——小记戴厚英》、《读周涛》、《王宗仁的名片》等。其中《独舞——小记戴厚英》一文，写戴厚英跳舞舞姿的从容、优雅，联想到她此后的命运，读着读着我几乎要流出泪来。写装裱师陈子续的那篇《小巷墨香》，文字从容平实，但却极具力量。写少默老人的一组文章，同样也是“神品无言自动人”。三、序跋、创作谈、讲话以及网络文学等。代表作有：《孤独是文学的营养剂》、《艺术需要“一根筋”》、《网络散文漫谈》、《博客散文说》、《歌唱散文》、《西安互联网的草根阶层》、《世纪之交的陕西散文创作》等。陈长吟曾为不少青年作家的散文集做过序。这些序常常能抓住作者某一方面的特点，如：《且听那瘦瘦的叹息——王春作品序》说王春“生活中的她静静地来，静静地去，不带来一点喧嚣，也不带走一片惊诧。她那瘦细的腰肢上，总裹着一袭淡色的或浅格或浅花的衣裙，很少大红大紫的俗艳。不事化妆，素面示人，本色如新。”一个“裹”字活画出王春的纤瘦形象。《太乙宫的元气——史飞翔散文集序》通过对太乙宫地理环境的描述暗合出史飞翔文和人的三个特点：传统之气、清正之气、新锐之气。《细品百合花语——程丽萍散文集序》通过对百合这一高洁形象的赞美肯定了程丽萍散文中情感涌动、社会关心、精神追求三种东西。作家方英文曾称赞陈长吟是“催红发绿、功垂文坛”，说的就是他奖掖后生的品德。

以上是陈长吟散文的分类。现在再看他的创作特色。众所周知，衡量一个作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他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那种思想上的、语言上的，明显带有个人痕迹的东西。有风格便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无风格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庸俗的文字的制造者。陈长吟的散文显然是有他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个人风格的，那就是——删繁就简、淡而有味。

陈长吟的散文一般篇幅不长，“少而精”似乎代表着作者的一种创作观。时下的散文常常动辄数千字甚至上万，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而这样的文章有些人一月能赶制出数篇。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并心生忧虑。记得孙犁老曾语重心长地说过：“戏剧可以多产，小说可以多产，甚至诗歌也可以多产，但散文不能多产，一月能写上三五篇就很不错了。”的确是这样，真正的好散文其实是不多的，可遇不可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里面有一个灵感和创作际遇的问题，并非勤奋就能解决。一个作家一生能有一两篇好的散文传世就不错了。观时下的许多散文集子尽管很大很厚，但真正能够打动人的也就三五篇而已。陈长吟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上班的路上反复思考、反复酝酿、反复咀嚼、反复打磨而后产生的。慢工出细活，量少必精品。你譬如，他那篇诠释“美丽与痛苦”主题的《彩陶女》一文，让人联想起很多事情的微妙变化和内蕴，属不可多得的散文精品。

陈长吟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切入点稳、准、狠，提法新颖、视角独特，语言极其简练，干瘦有力，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无论是梳理人生还是钩沉社会陈长吟均能做到删繁就简、伤筋动骨。他的《文海长吟》中的一些篇章类似于培根的“随笔”，布满了名言警句。其行文的简洁又如海明威的“电报体”，短促有力。如：《心灵底片》一文，且不论文章如何，单看那题目，就足矣吸引人，心灵底片，多么新颖而又独特的提法？《寻找帽子》表面上是写一顶帽子，但此处的“帽子”已经具有了象征的意味，说的再白一些，“帽子”其实就是“位子”，这层窗户纸张一捅，什么就都明白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寻找的一生，直到找到那顶最适合自己的“帽子”。《白纸的诱惑》中“现在，我的家里，还存有20年前的稿纸和本子，整整齐齐摞在一处。这些年来，虽然搬了多次家，扔掉了很多东西，但没有用过的纸张我是不扔的，心里清楚以后可能用的很少了，但我愿意保存下去”，这哪里是在写纸，这分明是在写生命中某种珍贵的东西。陈长吟的散文中有不少这样的篇章，文中有许多地方貌似闲笔，实则“言有尽而意无穷”，大有弦外之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空灵、淡远——我以为，这才是散文的境界与魅力。

陈长吟散文的另一特点就是淡而有味。有道是：“老僧只说家常话”。陈长吟的散文没有剑拔弩张、没有故作高深、没有板着面孔，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看似波澜不惊、平淡无奇，实则气息畅达、风规自远。《菜根谭》云：“菜之为物，日用所不可少，以其有味也。但味由根发，故凡种菜者，必要厚其根，其味乃厚。”性定菜根香！陈长吟散文的淡就如同这“菜根之香”，是绚烂之极后的一种平淡，淡的旷远、淡的有味，须得一遍一遍仔细咀嚼方能体会。如：《生活密码》3篇简直堪称是智者之思，许多生活的重重障碍和迷雾往往被作者不经意的一笔一语道破天机，云开雾散。《两方砚台》结尾那对联“新茶有味飘香远，古砚无语浸墨深”，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意境深远。《你来了么》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在钟鼓楼广场，看见回民售卖蜂蜜凉糕粽子的小车子，嘴馋了，要了一饭盒，便坐在广场的木椅上就地享受。周围游人很多，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景，各聊各的天，大家都是春的宠儿。……一种平庸的生活气息。人生理想不能平庸，但家常日子应该过的平庸。神仙高高在上，接受香火，但烧香的都是凡人，盛世景象靠凡人的情态来显示。”这段文字怎一个“好”字了得，特别是吃粽子一句，貌似不经意，其实最具吸引力，寥寥数语，作者的性情跃然纸上。率性而为，先生之谓。另外，陈长吟的散文中有不少是涉及禅与佛教的，如：《红豆与佛珠》、《佛珠飘香》、《木佛记》等。如果说美的最高形式是艺术的话，那么爱的最高形式无疑就是宗教了。宗教情结是艺术创作最富有生机的灵感和源泉。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是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陈长吟能关注宗教这说明他是一个有着浩瀚精神进而进行形而上思考的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活在世上靠的就是精神的支撑。精神垮了，人也就垮了。一个人可以不信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宗教的本质就是教人如何在缤纷陆离、变幻莫测的尘世，在惊涛骇浪、漂泊不定的人生中，寻找一个信念的支撑，建立起一个“精神的家园”。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是大海上的一次航行的话，那么宗教信仰就如同一座灯塔，指引着人冲破迷雾，饶过暗礁，安全的抵达人生的彼岸。

我在阅读陈长吟散文过程中最大、最深刻的感受的就是惊讶于他前后风格的迥然变化。以《文海长吟》为分水岭，陈长吟的散文创作明显地分成前后两个阶段。两个阶段，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一个短，一个长；一个瘦，一个肥；一个干瘦有力，一个香软肥浓。风格本无所谓好坏，但同一个作家，前后文风变化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叫人称奇。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陈长吟散文风格的前后变化呢？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一般说来，导致作家文风变化的因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外在的，一个作家不可能不受他所处时代文风的影响，作者是时代的产物。但陈长吟的散文不媚俗、不跟风、不因迎合而迁就。二是内在的，即主动的艺术探索。显然，陈长吟的变化是属于后者，是作家在有意识地进行一种艺术手法上的探索和自我突破。创新和突破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一个人超越别人容易，但要超越自己却比较困难。因为这需要有勇气，就跟断掉手指一样，剧痛而残忍，是一个艰难的精神的、思想的脱变过程。陈长吟平时比较推崇三个人的文字：沈从文、孙犁、汪曾祺。三人之中尤以孙犁为甚。事实上我们在陈长吟的作品中不难看到这三个人的影子。陈长吟早期作品受沈从文、汪曾祺的影响大一些，后期则主要是孙犁。沈从文、孙犁、汪曾祺三人均是开一代文风的文体大家，想必陈长吟是深受他们影响，想在散文手法上作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

风格即人格。叶圣陶说过：“语言文字的研求，好像只是形式方面的事儿，其实不然，追究到底，就知道这牵涉到作者的整个生活。”陈长吟的散文之所以能形成删繁就简、淡而有味的风格是与他为而不争的人生态度，宽厚旷达的人格风范分不开的。一个人怎么样，其实只要看看他的文章就什么都知道了。“神人之言微，圣人之言简，贤人之言明，众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文章是心灵的外现，散文尤其如此。我历来就不大相信，一个怀着卑劣心的人能够写出真善美的文字来。散文关乎人格，这是一条铁的法则。唐代诗人高适《答侯少府》一诗中有：“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之句，用这两句诗来形容陈长吟的文和人当是恰如其分。

                               2008年7月26日终南山太乙宫

丰子恺的文革岁月

史飞翔

丰子恺先生是我非常喜爱和尊重的一位艺术大师。当年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将他的画像贴在书架头顶的墙上，日夜敬仰。他成了我精神的偶像。我记得那时候，无论什么时间望去，他都是笑吟吟的、雍容恬静、一团和气。我之所以迷恋丰子恺先生是因为他那“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的精神笼罩让我时时超拔并且自省。丰子恺先生有一种慈爱博大的胸怀、悲天悯人的天性，他对世间万物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同情和爱心，对世间人情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爱。然而就是这样慈善的一位老人却在后来的文革中历经磨难、备受屈辱。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丰子恺就陷入了灭顶之灾。6月份，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八月号上的随笔《阿咪》。此后，“文革”工作组进驻上海中国画院将时任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并扣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甚至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

对于丰子恺来说，挨批已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建国之初，他就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批判。据三次为巴金画像的俞云阶回忆：当时，有人画了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丰子恺批评说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其它的就会跟着走。有人立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丰子恺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写过《检查我的思想》，把过去的自己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是自虐。1956年的《城中好高髻》、1962年文代会上关于大剪刀的发言也都受过批判。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打懵了。正直善良、心如孩童般明净的丰子恺实在是无法理解眼下发生的一切，无法接受扣在他头上的那一顶顶“帽子”。一天，他从画院疲惫的回到家，委屈地对家人说：“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啊！可是他们不让我爱，他们不许我爱……。”老人呜咽着说不下去，淌下了伤心的泪水。无奈之下，端起酒杯，和着眼泪，饮下了一杯苦酒。——酒自古以来就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曹操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李白吟“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阮籍猖狂，驾一马车，边行边饮，路尽而号啕大哭。如今对于丰子恺来说，一杯酒下肚，真是苦不堪言。

为了对丰子恺进行批判，***派对丰子恺的漫画断章取义、罗列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仅如此他们还出专刊，如《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等。对于***派的这些拙劣表演，丰子恺超然待之，他对钱君匋说：“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画……连起码的知识都欠缺，却出来批这批那，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就泰然了，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何必对牛弹琴呢！这样不是可以省却许多力气。”丰子恺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说“主啊，原谅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此后，丰子恺不得不每天去画院，交待问题、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经过几次被抄，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书画就有四大箱一百七十幅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让人不可思义的是，家中仅有的七八千元存款也被抄走，工资被扣发，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老人爱喝的黄酒，从“加饭”降到劣质料酒，香烟从“中华”降到“阿尔巴尼亚。”

残酷的折磨接踵而至。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坐“牛棚”、作检讨、写交代、隔离审查……花样翻新、没完没了。丧心病狂的***派强迫已70岁的丰子恺爬上梯子，张贴批判自己的大字报；“狂妄大队”闯进画院，把他按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在背上浇上一桶热浆糊，贴上大字报，无情的皮鞭落在老人瘦弱的身上；几个野蛮大汉手持长矛，后半夜闯入家中，不由分说就把老人带走，弄到浦东游斗、摧残和折磨；他蓄了几十年的胡须也被丧失人性的这些家伙强迫剪掉……

1969年秋，丰子恺被驱赶到乡下参加“三秋”劳动。这时他已是72岁的老人了。由于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折磨，老人的身子骨已大不如从前了。乡下劳动，条件恶劣，营养不良，每天只能用自己带去的酱菜、豆腐乳下饭，寒冬腊月，睡在铺着一层薄稻草的潮湿的泥地上。为了防备紧急集合，每天和衣而卧。早晨从被窝里钻出来来到刮着刺骨寒风的露天上厕所，自己到门前的河里打洗脸水。不久，丰子恺就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于是被送回上海。

由于上海有那帮“最不像人的人”操纵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演了一幕幕丑剧，丰子恺对之厌恶至极。1969年底，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部分人开始陆续得到“解放”。丰子恺看到了希望，他估计自己不久也将得到“解放”。他打算一旦获得“解放”马上就离开上海到外地去。

直到1972年年底，丰子恺才获得了所谓的“解放”，结论是“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留有尾巴的结论显然对丰子恺是不公的。但丰子恺对此并不在意。对他来讲只要有了行动自由，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就比什么都强。

谁知，好景不长，1974年又刮起了一股歪风。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借批儒之名，在上海批所谓“黑画”。这年4月的一天，一家工厂中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北京的画家李可染、吴作人等，向一个外宾发牢骚，说画题局限太紧，无可作画，此言立刻在外国报上发表。唐云画一只鸡，又被批评，说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国……虽然还没直接受到批判，警钟已经敲响。这之后，丰子恺提高了警惕，决定以后不再画“满山红叶女郎樵”，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7月份，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有四人，丰子恺、林凤眠、程十发、刘海粟等。丰子恺首当其冲，先后在画院、天蟾舞台召开了他的批判大会。

……

1975年8月初，有一天吃晚饭时，丰子恺忽然发现自己用筷挟菜竟挟不住。他的手指开始发麻，热度上升，继而整个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精神萎靡，卧床不起。开始以为是中风，用了各种退热针药，均无济于事。恰在这时，日月楼对联飘落一联，丰子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8月15日，杭州传来了三姐丰满病逝的消息，这对丰子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病体奄奄，躺在那张连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8月29日，丰子恺当医生的姨外甥女沈国驰主张赶快送医院，于是丰子恺被送进了大华医院。透视肺部，仍未发现病变。这晚，丰子恺住在充当急诊室的走廊里，女儿一吟陪伴着父亲。丰子恺彻夜难眠，对陪在一旁的一吟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话。他咒骂江青一伙无法无天、祸国殃民。他用极低微的耳语对一吟说：“你知道吗？江青无法无天，……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真想看到他们的下场，可是只怕我这病……”他轻轻吟起陆游的诗句：“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8月30日，丰子恺被转往华山医院，住在内科观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声波检查，正常。9月1日做脑电图，还是正常。9月2日转神经内科观察室27床，做X光片检查肺部，发现右肺的叶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已转移到脑。

1975年9月15日中午12时零8分，丰子恺在浩劫中完成了他最后“永恒的一跳”，病逝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享年78岁。

2008年7月25日终南山太乙宫

陕西作家应慎写大部头

史飞翔

近日读《歌德谈话录》深为其中闪烁的情感、心绪以及智慧的火花而折服。1823年9月18日歌德在同爱克曼谈到诗歌创作时这样说：“你得当心，不要写大部头作品。许多既有才智而又认真努力的作家正是在贪图写大部头作品上吃亏受苦，我在这一点上也吃过苦头，认识到它对我有多大害处。”

接下来歌德详细地剖析了写大部头的危害“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为着把各部分安排成为融贯完美的巨大整体，就得使用和消耗巨大精力；为着把作品表达于妥当的流利语言，又要费大力而且还要有安静的生活环境。倘若你在整体安排上不妥当，你的精力就白费了。还不仅如此，倘若你在处理那样庞大的题材时没有完全掌握住细节，整体也就会有瑕疵，会受到指责。这样，作者尽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牺牲，结果所获得也不过是困倦和精力的瘫痪。反之，如果作者每天都抓住现实生活，经常以新鲜的心情来处理眼前的事物，他就总可以写出一点好作品，即使偶尔不成功，也不会有多大损失。”最后，歌德告诫爱克曼：“写小题材是最好的途径。”

歌德的此番谈话让我想到了陕西的文学。陕西的文学历来有一个传统，写长篇、写史诗、写死后可以当枕头的大部头。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是这样，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更是如此。追求大部头，幻想一本书就可流芳百世写进文学史几乎成了陕西几代作家至今仍割舍不断的一种情结。

追求大部头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过于重视小说创作而轻视其它文学种类，从而造成文学生态的失衡；二是容易使陕西的作家形成一种沉重感、使命感，甚至是无谓的牺牲。陕西作家的吃苦精神在全国那是出了名的。以高建群为例。他的《最后一个匈奴》光是酝酿准备就用了10年，创作用了1年零10天。为了写这本书他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在一年多的创作过程中他抽了一百多条烟，瘦了十三斤肉，掉了三颗牙齿。高建群是如此。陕西的绝大多数优秀作家莫不是这样。路遥、邹志安甚至为文学献出了生命。放眼全国其他省份的作家似乎就很少有陕西作家的这种为文学的“殉道精神”，可是人家同样写的也很精彩。那么，这些几乎调动了作家所有生活体验、耗尽了作家全部人生智慧的大部头究竟能不能达到“史诗”和“经典”的标准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做出清醒而理智的判断。以歌德那样的文学大师尚且苦于结构的安排、细节的处理并一再声称，大部头让他吃过苦头，遑论我们了。

是什么让陕西的作家对大部头情有独钟呢？这得从陕西作家的文学态度和创作思路来深挖。陕西作家追求大部头说到底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本书主义”的现代翻版。“一本书主义”是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时给丁玲罗织的罪名。据批判者揭发，丁玲曾公开宣扬过“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纵观文学史，的确有不少名著都是大部头，但文学史上同样也有不少短小的东西跻身经典。《论语》全篇一万一千字，《老子》总共不过也才五千字，可它们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基因。由此可见，经典的构成，是不能单从部头上判断的。

有吞吃一直大象的欲望，而无捉拿一直耗子的本领，这就是今天陕西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企图要写大部头小说家面临的尴尬境遇。一句话，陕西作家应慎写大部头！

2008年7月9日晚七时终南山太乙宫

精神之旅

史飞翔

送走妻子，一个人沿着小镇慢慢往回走。七月的太阳，早晨八九点的时候就已经很毒了。回来看着空荡荡的屋子，突然间涌起一种伤感。

暑假对于许多人来说，那可是绝佳的休闲时期，要么外出避暑，要么兼职赚点外块，至少也要与家人团聚。然而对我而言，每年的暑假却是最累、最苦、最疲惫的时候。平日里敲锣插旗赶猴子，无暇也没法静心读书，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能补一补。寒假太短又要过年基本上抓不住，剩下的就只有暑假了。暑假要是再抓不住，一年那就算是彻底荒芜了。

最近几年我的暑假基本上都是这样度过的：早晨早早起来，熬一锅绿豆稀饭——这是我一天的主要口粮，然后就是看书，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吃午饭，午饭较早晨通常会多出一两个菜，有时也喝几口啤酒吃一碗凉皮，接着就是午休，三四点的时候醒来，上网看电视，很快就到了下午，要么吃早晨没吃完的稀饭，要么下楼去镇上吃碗面，然后是散步，这是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候，幸运的话会灵感迸发，产生一种写文章的冲动，天快黑的时候从外面散步归来，这时屋子里热的像个蒸笼，即使开着风扇也要汗流浃背，于是光着上身，在书桌前看书或是在电脑前打字写文章，等到书读完文章写成的时候已是深夜，于是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切照旧。

今年，距离暑假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对妻说，放暑假你回家带孩子吧，我想看点书。妻当然不高兴。“年年如此，你就知道买书、看书，干脆你跟书去过算了。”长久的沉默。妻到底还是同意了。她只是不放心。“你一个人怎么吃？”我说，没事。送走她，回到屋子，看着那一墙的书，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如今书架上的书是愈来愈多了，可读书的时间却是愈来愈少了。“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过了三十岁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最适合我的生活还是读书写作。我当不了官也做不成生意，此生注定只能做一个清贫而寂寞的文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皆靠出卖某种东西而生存。有人出卖体力，有人出卖智慧，有人出卖身体和尊严，有人出卖灵魂和良知。作为一个作家和文人我唯一能仰仗的只有肚子里的那一点学问。可我偏偏又读书太少。人过三十不学艺。再不狠下心来猛攻一番，此生只怕是要辜负这些多情的书了。

与往年相比，今年任务尤重。今年我要将书架上那些早已买来但却一直没有读的经典书籍读完。它们是：《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大纲》（张岱年）、《西方哲学史》、《中国文学史通览》（王瑶）、《黑格尔哲学演讲录》（四卷）、《华夏美学》（李泽厚）、《中国史学名著》（钱穆）。此外，我还要读完：《歌德谈话录》、《世纪印象——百年学者论中国文化》（朱竞）、《苏东坡传》、《苏东坡的千年人生智慧》、《丰子恺传》、《许地山传》、《沈从文评说八十年》、《楼宇烈讲中国文化》、《梁晓声问答集》等。我已将这些书按经典和休闲两类分成两摞，置于书桌的两旁，左经典右休闲。我读书有个习惯，常常是好几本书同时读、交叉读，这本读累了就读那本。如此反复，不亦乐乎。

世间大约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地愿意远离人群、自我放逐，人的本能总是趋利避害、贪图享受。但是对于一个想要在学问上取得一点成就的人来说，无论如何却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要能下得了苦心的。“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意在为我鼓励、打气。读书乃灵魂的壮游。当别人游山玩水、迎来送往的时候，我将独居终南山下开启一个艰辛而又愉快的精神之旅。心静何需怕骄阳，炎炎夏日好读书！

                                 2008年7月8日午写于终南山太乙宫

优雅的汪曾祺

史飞翔

汪曾祺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文体大家，他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小说，散文也是自成一家。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故乡系列”小说，用一种清淡平和的格调，在一种娓娓动听的叙述中，表面不动声色、实质充满了深情地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故事，从平凡中折射出人生哲理。汪曾祺的小说以朴素的笔墨，在近似原始的人物故事中追求新的、健全的、理想的生命存在状态，在现实与梦的结合中寄予了作者的社会理想。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从容平淡的文风、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一种对往昔人性美人情美的无比怀念和诗意表达。汪曾祺的小说乍一看甚是松散，细读之后才发现实则有着内在的严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是因为他的小说有许多“闲笔”，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太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汪曾祺小说的另外一个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善于从民间文学吸取养分，进而形成浓郁的民族风格。你譬如《受戒》的那几句歌谣：姐儿生的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与他的小说相比，汪曾祺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汪曾祺的散文平中见奇，淡中有味。高僧只说平常话。汪曾祺的散文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气，他有的只是从容和平易，有的只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如果汪曾祺小说给我们感受是诗意，那么他的散文更多的则是闲情逸致。

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汪曾祺都追求一种生活情调、一种人生境界、一种理想表达、一种审美心态。他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他还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对于作家而言，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透过汪曾祺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他欢畅、亮丽的人格。

汪曾祺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而且是书法家、绘画家、美食家。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他每到一处不食会议餐，而是专走小街偏巷，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吃，每每陶醉其间，自得其乐。不仅如此，他还有一手精湛的烹饪手艺。拌荠菜、拌菠菜、干丝、烧小萝卜、塞回锅油条，这都是他的拿手菜。他说：“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场，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文人爱美食，古来有之，但懂美食，且能食出心得这就是不是普通人所能够达到的了。汪曾祺深知美食三昧，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晴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美食不再是寻常的果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一种艺术、一种态度。

汪曾祺先生淡泊名利、豁达开朗。他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头脑，但他一生却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他被江青一伙拉入创作组写“样板戏”、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被送到“学习班”受过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能够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以平淡的心态感受人生艰难，并且创造了积极的、乐观的、诗意的、美的文学人生。

在汪曾祺几十年的笔墨生涯中，有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1961年春天，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一时没地方去，就留在了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所里交给他一项任务，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接到任务后汪曾祺每天一早起来就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它。他曾写过一首长诗，记叙这段漫长单调的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这样他居然真的写成了《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的是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否则，他也可以留下一部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样的奇特传世之作。汪曾祺“文革”后复出文坛，他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戏剧，而是一篇名叫《“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论文。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迫搁笔，莫过于不能写他想写的东西。透过《中国马铃薯图谱》和《“花儿”的格调——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我们不难想像在那个非正常的时代，汪曾祺经历了怎样的剧痛。身处逆境不以为苦，反以苦为乐，达观潇洒，随遇而安，这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是上世纪40年代初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他大量地发表作品、包括成名却是在六十岁以后。贾平凹在一首纪游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大器晚成、老而弥坚，汪曾祺的创作之路对于今天那些整天跑马圈场、急于立身扬名、树碑立传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启示。

汪曾祺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优雅”一词，通常被用来形容女性，很少有人用它来比喻男性，但不知为什么，我在阅读汪曾祺的过程中，常常觉得他所透露出那种精神的意象恰恰正是“优雅”二字。在我看来，汪曾祺就像是一只雍容优雅、向天而歌的白天鹅令人怦然心动、悠然神往。

                                    2008年7月5日写于终南山太乙宫

说“命”

史飞翔

很早的时候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人飞黄腾达而有人却穷困潦倒？是什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难道这一切真如人们说的那样是“命中注定”？人为什么有命运？控制命运的力量又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迫使我不得不下决心对命运进行一番叩问。

“命”，依照古人的解释是指人的生死、富贵以及平生的遭遇历程。古人非常看重“命”，认为“命”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决定，而且这种决定是命中注定不可逃避、不可战胜。从孔子的“知命”到孟子的“立命”，从庄子的“安命”到荀子“制命”，无一不表明古人对于“命”的态度。正所谓“时也、运也、命也。”

的确每一人都有不同于别人的人生境遇，有人自视甚高、自命不凡；有人自惭形秽、顾影自怜；有人居陋巷而乐在其中；有人寄情山水而浪迹江湖；有人出入烟花酒楼没于温柔之乡；有人愤世嫉俗、慷慨激昂；有人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有人既蠢且愚却官居王侯；有人才大如海却终生落魄……许多人的命运都值得同情与尊重。看着别人飞黄腾达，想着自己的不如意，人难免会慨叹人世的不公，感伤命运的乖舛，更甚者怨天尤人，埋怨老天爷捉弄。其实，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人生总有一些东是我们无法企及、无法超越的。你可以不信命,但却无法否认命的客观存在。生命本身没有轻重贵贱之分，每一个生命身上都体现着造物的神奇，大凡只需遵照生命的自然安排就可以从容度日，然而个体生命的不同出处和人生际遇，却不能让所有的生命在同一个出口简单直行，而只能各自走各自的路。这就是“命”。面对“命”，我们是知命？抗命？还是顺命？《论语》的最后一段句话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懂天命，就无法做君子。一般说来，儒家对命运是持一种消极的唯心态度。他们认为人在一生中的吉凶、祸福、生死、贫富、利害都是上天所主宰，都是与生俱来而又命中注定，人对之无可奈何无力改变。但孔子这里的“知命”却包含着一种积极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孔子的“知命”是告诉人们要对自然宇宙抱有一种敬畏之心；要面对现实，识事务；要了解与顺应客观事物发展规律而不应与之违背；要明确人生的道义与职责。知道命，就不会怨命，知道限制，就不会逞能强求。圣人知命，庸人算命！

在我看来，“命”无非就是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遭遇，而命运的核心就是因果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左右命运的一切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人的性格。性格即命运。其实人和人能差多少呢？往往只是性格上的一点区别而已，你比如：有人天生活泼开朗长于交往，那么他在踏入社会之后就可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相反如果一个人生来主体意识强烈，孤独、敏感、封闭、自卑，那么他就有可能在此后的人际交往中头破血流、难于世同。同样是性格，有人胸襟开阔、虚怀若谷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而有人却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乖张、怪癖、天真、迂腐、呆板、偏激，性格上的一点缺陷却足以酿成一生悲剧之根源。要说“命”，这恐怕才是命。

《诗经》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告诉我们在命运面前，毋须悲戚，命运不是别人所能控制的，命运只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命虽已定，运也难改，但积极主动的人生观和适时的趋吉避凶，是会裨益于人生的。持明居士说：“裨由知命而达命，由达命而造命，由造命进而再解脱生死轮回，不再拘泥于命理，五行，而能回向上乘。”又说：“命理精深缜密，推算繁难，昔孔子罕言命，子贡叹天道不可得而闻，岂无故哉。知命最难，造命实易，但尽人事，莫问天道。”先哲有云：“命能使人穷，但不能使穷者不奋其志；能使人贱，但不能使贱者不砥其行；能使人富，但不能使之贷之以修德；能使人贵，但不能使其勉之以慎操，岂非人不听于命之隆污，而命实受损于人。夫闻道者，不为命之所囿，而能造乎命者也，且能断己命源之根本以出没于命所不及之处。人天三界，随意寄托，而得到真正的自由，若规规然以听天任命为宗，也将终于随业流转而已，莫之所出，徒乎奈何!”如此说来，对待“命”我们还是保持一份达观的好。

2008年7月4日晚写于终南斗室斯时雨声淅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