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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说“穷而后工”

已有 466 次阅读  2017-03-19 00:36

 

 

五说“穷而后工”

 

   我突然想,如果把“穷而后工”这个观点平移到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会是探讨一些什么样问题呢?顺着这个思路我进行了一些清理,虽然没有多少新发现,却也是一个有趣的游戏。

   首先“穷”可以是一种文学追求。穷其境界,穷其思想,穷其章法,穷其辞彩,最终而达到梅尧臣所说的“意新语工”。曹雪芹终其一生仅为一部《红楼梦》,可谓精心构思,倾心创作。唐朝诗人张若虚一生只留下两首诗,而《春江花月夜》被闻一多评价为“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或者昆曲《春江花月夜》所唱“孤篇压全唐”。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朝诗人贾岛“推敲”的故事,宋朝诗人王安石、苏东坡斟字琢句的精神,郭沫若“一字之师”的品德,都穷其高度的典范。

   其次“穷” 可以包含着“愤懑”情绪。一般来讲,古代文人首先是一位官人,如果不是官人,至少也有仕途的强烈意愿,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中心目标。但是,任何事情总是在发展变化中的,无论外界的政治条件也好,还是内在的心理因素也好,不可能让每一个读书人都心想事成,一旦仕途坎坷,官场失意,或者政治斗争失败,便会心生愤懑,甚至走到对立面去。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杜甫的“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刘禹锡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便是这样心态的真实写照。梅尧臣的《春寒》也是不满情绪的另一种方式表达。

    三是“穷”可以发而为文。如果说“文以载道”是一种功能,文学欣赏娱乐是一种功能,那么这都是针对读者而言的。就作者方面讲呢,“诗言志”(《尚书》)“言,心声也。”(扬雄)“心之精微,发而为文。”(刘禹锡)则是说文学有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足够空间,换个角度说,一个的人思想情感不能在某种群体间表达,不能通过别的方式释怀,那么文学却是一种很好的宣泄载体。巴金在谈到创作经验时常说,我就是有话要说,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作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得更为贴切:“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现在想来如果司马迁没有宫刑之痛,会不会有《史记》之绝唱呢?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有一个观点,他说文明的成长需要适度的打击和压力的刺激。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事业成就的动力。他还说“安逸对于文明来说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困难,也不必逃避“穷”。

    四是“穷”可能带来破釜沉舟。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失去信心,一定会产生某种极端行为,甚至不管这行为的结果是好是歹。作为一个文学者,无论是古代的官宦也好,还是现代社会的作家也好,一旦思想行为到达“穷”的地步,便会自认为走到了穷途末路,或者有一种遭到主体社会弃置的心态,思考和对待事物的看法往往会以我为中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不会关照政治社会影响素,古今中外这样的作者作品都有。当然,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一种真性情,真作品。情不虚,文不假。梅尧臣就有一定量这样的作品,批评时政,指斥社会,这也是一般作者所不可具备的勇气和胆量。对于这样的作品到底主流价值多,还是消极影响大,需要因人而已,要看作者本身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如苏东坡者便会流传千古。所以,君子固穷,个性鲜明,也不一定全是坏事。

 

                                            20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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