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说“穷而后工”

   我突然想，如果把“穷而后工”这个观点平移到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会是探讨一些什么样问题呢？顺着这个思路我进行了一些清理，虽然没有多少新发现，却也是一个有趣的游戏。

   首先“穷”可以是一种文学追求。穷其境界，穷其思想，穷其章法，穷其辞彩，最终而达到梅尧臣所说的“意新语工”。曹雪芹终其一生仅为一部《红楼梦》，可谓精心构思，倾心创作。唐朝诗人张若虚一生只留下两首诗，而《春江花月夜》被闻一多评价为“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或者昆曲《春江花月夜》所唱“孤篇压全唐”。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朝诗人贾岛“推敲”的故事，宋朝诗人王安石、苏东坡斟字琢句的精神，郭沫若“一字之师”的品德，都穷其高度的典范。

   其次“穷” 可以包含着“愤懑”情绪。一般来讲，古代文人首先是一位官人，如果不是官人，至少也有仕途的强烈意愿，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中心目标。但是，任何事情总是在发展变化中的，无论外界的政治条件也好，还是内在的心理因素也好，不可能让每一个读书人都心想事成，一旦仕途坎坷，官场失意，或者政治斗争失败，便会心生愤懑，甚至走到对立面去。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杜甫的“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刘禹锡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便是这样心态的真实写照。梅尧臣的《春寒》也是不满情绪的另一种方式表达。

    三是“穷”可以发而为文。如果说“文以载道”是一种功能，文学欣赏娱乐是一种功能，那么这都是针对读者而言的。就作者方面讲呢，“诗言志”（《尚书》）“言，心声也。”（扬雄）“心之精微，发而为文。”（刘禹锡）则是说文学有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足够空间，换个角度说，一个的人思想情感不能在某种群体间表达，不能通过别的方式释怀，那么文学却是一种很好的宣泄载体。巴金在谈到创作经验时常说，我就是有话要说，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作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得更为贴切：“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现在想来如果司马迁没有宫刑之痛，会不会有《史记》之绝唱呢？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有一个观点，他说文明的成长需要适度的打击和压力的刺激。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事业成就的动力。他还说“安逸对于文明来说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困难，也不必逃避“穷”。

    四是“穷”可能带来破釜沉舟。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失去信心，一定会产生某种极端行为，甚至不管这行为的结果是好是歹。作为一个文学者，无论是古代的官宦也好，还是现代社会的作家也好，一旦思想行为到达“穷”的地步，便会自认为走到了穷途末路，或者有一种遭到主体社会弃置的心态，思考和对待事物的看法往往会以我为中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不会关照政治社会影响素，古今中外这样的作者作品都有。当然，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一种真性情，真作品。情不虚，文不假。梅尧臣就有一定量这样的作品，批评时政，指斥社会，这也是一般作者所不可具备的勇气和胆量。对于这样的作品到底主流价值多，还是消极影响大，需要因人而已，要看作者本身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如苏东坡者便会流传千古。所以，君子固穷，个性鲜明，也不一定全是坏事。

                                            2017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