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看流水坐行云

——《李浩作品系列》读后感

 李浩是我的大学同学，不仅同窗同舍而且同年同庚，他是研究中国中古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以研究唐代文学和园林、士族著称，著有《唐诗美学精读》《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有些在台湾出版，有些甚至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在羡慕与嫉妒恨之余，想不到李浩在收获饱满的麦粒的同时还收获了金黄的麦草，那就是他的散文、随笔和传记。在继人民文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先后出版其《怅望古今》《行水看云》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集束出版《李浩作品系列》四卷本：《怅望古今》《课比天大》《行水看云》《马驹：道一传灯录》，翻阅他托人送来的这套四卷新书，也许同学之情使之然，也许他在《七九级》一文中所言我们“沆瀣一气”，也许笔者曾写过长篇报告文学《高考大透视》，因此在惊诧、敬佩之余爱不释手，陈放枕边时不时翻阅引发思考，时不时生出许多共鸣，时不时会拍案叫绝，引出了我的三点感触。

感触之一：做真人。系列之一《马驹:道一传灯录》是笔者首次看到的李浩首本人物传记，开始看时笔者挺纳闷，李浩研究唐代文学和园林、士族，唐代那么多的诗人、园主、韦杜等名门望族，李浩为什么不写，却情有独钟写了一个世俗鲜闻的马驹——马祖道一，再看看书中对马祖“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等禅学思想的记述和阐述，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做真人。李浩选择写作此书就说明他与马祖心有戚戚焉，写作的过程无疑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官本位的国情影响下，大学日益行政化官僚化，教授学者以谋个一官半职为荣，而在此时此际，担任厅级副校长的李浩却辞去多少人艳羡的行政职位，专心致志搞学问，无疑是令人惊叹的壮举，当然也会有人认为那是另类的异举。见仁见智，但正如马祖所言：禅道的证悟原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与言说无关，只与自性相关。

在《七九级》一文中，李浩写道：“性格中更具叛逆也是我们七九级的一个特点。……咬定青山不放松，将大学时期的热情与兴趣保留下来，并作为毕生追求者，反倒是七九级学生”，事实证明，我们七九级中文系不忘初衷，未丢专业，在西大中文系历届学生中，研究学问或坚持创作的是最多的，成果也是最突出的，比如搞学术的李浩、段建军、杨乐生、王荣、朱峰等，搞创作的方英文、马玉琛、董惠安、陈敏、梁文源、陈文远等，李浩、马玉琛既搞学问也搞创作，堪称双栖。《双飞翼》一文在记述自己中学老师郭老师的真性情真学问后写道：“郭老师浓厚的人文情怀使他与三边这块土地再也分割不开了。他也是少数未离开三边的外省人之一，在靖边娶妻生子，使他在弘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自己也融入到了草根文化中了。一个教师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能系统全面地传授相关专业的知识谱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一翼。还有另外一翼，就是带领学生去畅想去想像去憧憬，去领略外边五彩缤纷的广大世界。外地来的老师给我们靖边土著子弟插上了双飞翼，让我们去飞。郭老师则不光给我们安装了设备，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和我们一起飞起来了。”

感触之二：说真话。如今社会假话、大话、虚话盛行，假作真时真亦假。比如关于大师与大楼的讨论盛极一时，几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极端重视大楼到极端重视大师，即此非彼，似乎二者水火不相容，李浩不以为然，他在《大学与大楼》一文陈述众人所拥护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后指出：“这话没有错。但大楼与大师不是矛盾对立的，更没有深仇大恨。大楼湮没不了大师，为了大师也不必将大楼炸掉，搬到田间地头去办公。恰恰相反，大楼是大师也是大学最基本的条件。没有大楼，甭说是礼聘大师了，就连普通学生也招募不来。为什么西部学校没有东南学校的师资强、生源好，更无法与京沪两地相比？就是因为西部地势不再，大楼不高，条件不好。一句话：物质条件太差。诚如有人戏仿古诗所讽刺的：西北无高楼，孔雀东南飞。李浩说的是实话，当年我们刚入校，住的是平房，教室有的也是平房，没有暖气，甚至连炉子也没有，冷得一个个就像个猴娃一样，礼拜天到陕师大、西工大同学处串门子，看到人家有暖气就很羡慕，巴不得转到人家学校去读书。

李浩人如其名，善养浩然之气，秉承古代圣贤之遗风，秉笔直书，陈述己见。比如，在《关于百家讲坛的问答》中说：“中国当下最迫切的不是普及古典文学知识，而是普及民主、正义、权利、义务这些公民社会的基本构建，还有如何救市，如何提振经济景气，又比如股市，楼市，比如经济危机，比如大学生就业，比如农民工返乡，比如两岸关系，比如教育公平，比如食品安全，比如信访，比如拆迁，等等。为什么对当下存在的如此多如此迫切的真问题他们视而不见，而在通俗小说中找些伪问题，找些不急之务来喋喋不休呢？”

感触之三：做真文。随着散文随笔一度兴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也趁势兴起甚或泛滥，不少所谓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其实缺乏学术或文化，更缺乏胆识卓见。记得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过：一个人能够写一手好文章，这是一个人的美德。你日后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从军也好，从政也好，从工从商也好，都得有一个基本的本领，就是写作的本领。那么什么是好文章呢？就说李浩的文集吧，大多应属于学者型散文随笔，更准确地说是知识分子的心声。尽管李浩谦逊地说：“收入本集中的这些教书或专业写作之余的边角料，无甚重大价值，弃置也未尝不可。”“但绝不会开辟第二战场，也不会把业余发展成为第二专业或第二职业”。但他却夫子自道：“我也曾有个梦想，就是在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无目的，无功利，无追求，仅为兴趣和感触写点小东西，……大概文字游戏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健身健脑活动，应尽量保持它作为娱乐的纯洁，不要被其它俗务干扰和影响。”正因为“无目的，无功利，无追求”，“尽量保持它作为娱乐的纯洁”，因此他的散文随笔就具有批判精神，使我们从中读出了良知、胆识和卓见。

在《我们的生活缺失了什么》一文中，李浩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诗意栖居”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被提出，正反衬出它在当代生活中的稀罕和匮乏；“诗意栖居”在当下中国被房地产商作为华丽的广告牌高高挂起，正说明他与我们百姓多么遥远，像天价的商品房一样高不可攀。充满诗意的、感性的、真诚的生活，本来应该像新鲜空气一样稀松平常。当空气被污染、水源被污染、农作物被污染已引起广泛关注，享受新鲜空气、清洁水源、健康食品被当作一项权利提出时，值得沉思的是，现代化、工业化使生活缺少诗意却从未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更未有人将享受诗意生活作为一项个人权利来提出。李浩在此文末大声疾呼：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说，让一部分人精神先高贵起来，心灵先自由起来。而诗歌永远是滋养人类精神、浇灌人类心灵的源头活水。

毋庸讳言，如今社会道德沦丧，浮躁成风，国民普遍富起来，但却精神滑坡，以致有人著文《现今中国只有富没有贵》，也许不无偏激甚或偏颇，但却是不争的基本国情和民情。对此，李浩在《让一部分人先高雅起来》一文中有独到的见解：“其实高贵高雅应不止于教孩子学习琴棋书画。战争中的优待俘虏，不滥杀无辜；道德上的不助恶，有底线；学术上的宁可劳而无功，绝不不劳而获；经营上的一诺千金，童叟无欺；财会上的不做假账，不设小金柜；司法上的独立审判，无罪推定，不搞刑讯逼供；新闻报道中的不搞有偿新闻，客观中立，多方视点；……发展模式上由为眼前GDP破坏生态，牺牲环境，转变为追求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同步提升和永续发展，这些都应属于文明时代具有普适意义的高贵高雅。”从而指出：从物质富起来，到精神的富起来，从精神的高贵到举止游戏的为高雅，倘能真正做到，是我民族的幸事。从一部分人的进步，到全体国民、公民都有此共识，则中国庶几可称“大国崛起”，可称“文化强国”，才有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了。

写作其实也应算作雅好，关于官员写作社会上有不同的议论，诚如曹文轩所说：一个人能够写一手好文章，这是一个人的美德。官员也不应例外。且听《文学与高尔夫》一文中李浩的高论：“作为业余的休闲项目，文学写作无论如何要比打麻将、泡歌厅更高雅，比钓鱼、打太极拳含更多智力保健意味，比高尔夫、攀岩更节俭。”当然，“有人讥讽其为附庸风雅，但附庸这样的风雅远比附庸腐朽文化高明，从这个意义上说，附庸风雅也就是附庸先进文化，这样的附庸和追求应理直气壮地倡导，应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而且“公务员们读文学、写文学，所以他们也懂得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对专业作家和艺术家提出的要求建议，能更好的听取采纳，对作家创作所需经费及条件，也能积极给予解决。为了鼓励专业作家深入生活，陕西有作家在县市及企业挂职的制度。有时公务员不光是写作爱好者，而且还能成为真正文学艺术的赞助人，为作家艺术家的工作生活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李浩真乃公务员乃至所有业余写作者的知音啊！

综上所述，可见李浩首先是一位真学者，在此基础上，他才敢说真话，写真文，他的散文随笔不是一般的学者散文随笔，他不囿于自己的学术范围，所以才有“中国当下最迫切的不是普及古典文学知识，而是普及民主、正义、权利、义务这些公民社会的基本构建”的出于良知的肺腑之言；他不局限于就事论事，更不人云亦云，所以才有针砭富起来却未高贵起来、提出建设性对策的胆识之见；他不束缚于世俗眼光，所以才善意而创意地指出公务员写作的益处。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做真人，说真话，写真文，这是当下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最为缺乏的东西，而我们欣慰地从李浩其人其语其文中看到这些难能可贵的东西，使人窥探到中国教育界、知识界的脊梁乃至中国教育、文化改革前途的希望。

  2016.6.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