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大图书馆

写了西大书亭，就不禁联想到西大图书馆，而且怎么也难以忘怀。是啊，当年我们这些穷书生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智能手机，我们一年四季活动的路线可以三点一线概括之，即宿舍——教室——图书馆。如果说时间分配的话，宿舍最少，就是后半夜的六七个小时；教室次之，一天七八节课，也就是七八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绝大多数泡在图书馆。

那时的图书馆不太大，座位有限，所以一下课或一吃过饭，就一路小跑着去图书馆占座位，阅览室在图书馆的二楼，往往是一跨两三个台阶地跨越式上楼，有幸占上座位，稍作喘息，就去阅览室的报刊架上浏览一下，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史图书饕餮般的噬读起来，那个生猛劲儿是后来的学生们无法比拟和想象的。如果抢不到座位，只好用借书证借出图书拿到教室或宿舍去读，但教室或宿舍的氛围远远比不上图书馆浓郁的书香氛围。

我的小学到高中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年代末在家乡的村办九年制学校上的，那个时期正值书荒时代，学校没有图书馆，连图书室也没有。除了课本（有时课本也没有，我和同学们还奉老师之命刻制过课本）外，几乎找不到课外书，在左邻右舍偶尔发现无头无尾的图书如见宝贝，好说歹说翻阅一下。那时连《新华字典》也没有，有也买不起，所以课外就借人家的《新华字典》抄写起来。

所以一上西北大学就盯上了图书馆，晚上的去处十之八九在图书馆，如果白天没有课，往往也就落脚在图书馆，不仅看与功课学习有关的图书，而且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既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四大名著及《老游残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古代文学名著，也有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现代作家的文选文集；既有欧美的雨果《悲惨世界》、托尔斯泰《复活》、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司汤达《红与黑》等名著，也有亚洲的泰戈尔《飞鸟集》等诗集。如果说在课堂上我们学到基本的文学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在图书馆我们则汲取了大量的文史血液。我毕业后还能断断续续写些东西，其源泉主要在此吧。

   当然图书馆也是以书会友的地方。在此我们认识了高年级的学兄或低年级的学弟，有些也是高中时候的同学，比如中文系八零级的韩鲁华是我中学的同学，大家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课外极少聊天，有时在图书馆邂逅谝一谝。七八级的王宏民在校就开始写作，一次一家杂志寄给他的书稿或样刊误投到姓名一字之差的我这里，记得在图书馆见过他，于是转送给他。

图书馆也是鹊桥。我的同班同舍同学张养年就是在图书馆经常看书，久而久之和图书管理员王春香暗送秋波相识相爱，毕业后结成连理。养年是个诗人，他的诗作尤其是爱情诗当与他的恋爱息息相关。他的留校也与此不无关系。可惜天不假年，正当壮年时却不幸诀别了同学们，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同学泪满襟。可告慰的是，在亲朋同学们的关心下（其子张弛高考时我赠送了一本高考指南的图书），今年其子张弛已经结婚成家，我和部分同学代表全班同学参加了婚礼，代养年见证了这一幸福而不无遗憾的时刻。

   图书馆也是友谊之桥。当时和我们年龄相当的图书管理员也成了熟人，比如回族青年马光华那时风华正茂，待人热情，服务周到，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毕业二十年、三十年同学聚会西大时，两次邂逅，久别重逢，分外热情。前不久还为朋友出书的事情聚了聚，谈起当年在校图书馆借书读书的情境格外亲切。

   我们离校后，香港著名电影大亨、慈善大家邵逸夫先生捐资西大新建了图书馆，图书馆大门外两侧塑有两座雕像，西侧的是曾经到西大讲过学的鲁迅先生，东侧的是曾经担任西大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图书馆内不仅藏有数百万册图书，使人类文明史荟萃于斯，而且设有校史馆，令西大的百年历史盈缩在此。我们这些西大人每每到此流连忘返，观之不足，久驻不能，遂涂鸦如上，聊作纪念吧。

201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