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寄乡愁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背井（义井村）离乡（汉村乡）来到西安求学开始，我就走上漫漫的游子路，后来落户定居西安继续工作；90年代末，全脱产到上海进修一年半，一度远离西安。30多年来，长期远离故乡，一度远离陕西，难免淤积浓郁的乡愁，真像著名台湾诗人余光中《乡愁》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已记不清写过多少家书，反正经过五六次搬家，仍然存留有数十封。四年大学期间写的最多，一是离家不久，亲情依旧，二是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信也是一种练笔，三是正处于多愁善感的青春期，一些情绪需要给亲人倾诉。

       记得大二国庆节，那时坐车不便，也有经济问题的考虑，就没有回家，别的同学要么回家，要么上街看电影，我在教室或图书馆看了一会儿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于是上到西北大学最高楼的楼顶眺望东北方的故乡，那个思乡的情绪恰似一江秋水向东流。其实那时大学生以稀为贵，被誉为天之骄子，国家发有助学金，吃穿不愁，受人尊重，但国庆节那天真是古诗所道的那样：“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即使上层楼，依旧排解不了乡愁，那就写家书吧，然后贴上邮票寄走，说神奇也神奇，随着家书放进绿色的邮筒，乡愁顿时释然。

      还记得某年春节，因故回不了家，虽然托人捎去孝敬钱物，但依旧郁郁寡欢，于是写信给家里。除夕的前一天，打电话得知父亲已收悉家书并十分高兴时，我的思亲情结犹如初春冰雪融化，心中深感慰藉和滋润，并由此想到：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即使远离父母的游子也会令父母牵肠挂肚，尤其是春节合家团圆的时刻，儿女若不在身边，又无家书问候报平安，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做儿女的在遥知全家团圆时，遍举酒杯少一人，难免遗憾甚或伤感。这时的家书何止抵万金，更是任何物质代替不了的。家书如纽带，似鸿雁，像天使，见书如见人，若辅之以近照或文字，以此相互笔语神交，当不亚于拥炉促膝，彼此的思念郁结将在读写家书中化解和消融，形同冰河开冻，一江春水畅其流。

       上世纪90年代末，被公派赴沪进修，全脱产一年半自，从饮食、语言到气候、水土均不太熟悉适应，加之学习任务繁重，尤其是夏季暑热难耐碾转反侧时，思家情绪像夜幕一样无头无序。那时已成家生子，固然也思念故乡的父母，但说实话更多操心的是妻子和女儿，我没在家，工作繁忙的妻子回家再干家务吃得消吗？正上小学的女儿没人送后来寄居亲戚家适应吗？

       于是进入余光中《乡愁》一诗中第二节“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当然只能逢年过节回家探亲，所以说船票拟还是车票不解决一年半的乡愁，还得小小的邮票贴在家书上寄托思念之情，还有工作和写作上一些遗留问题都得通过家书或电话解决，那时带薪进修，有了收入，为了保证家书安全到家，就多买些贴些邮票寄挂号信，当然那时随着物价上涨邮资也贵了不少，由8分钱的邮票变成80分的邮票，贵就贵吧，该寄的信那是必须的。

      那时集邮已成为社会时尚，上海也有邮票交易市场。和我同屋居住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王志刚就是集邮爱好者，他是山西人，曾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过大学，不知道他的集邮是否就在西安求学时省吃俭用开始还是在到北京工作后衣食足而知集邮？记得在上海一年半的进修期间，他每逢礼拜天就到集邮市场去选购邮票，有新的，也有旧的，每逢捡漏或得到心仪的邮票，他就会喝一口镇江老陈醋以示奖励。毕竟是来自京城的，那是他已有手机，通过手机和家人交流，他很少写信，我想他也是通过集邮寄托乡愁的吧。

       妻子曾经下过乡，也有写信的习惯，在我在上海学习期间，除了借出差之机会探望我外，还多次写信给我报平安，通报她的工作情况，通报孩子的学习情况，那时的书信肯定没有如今手机、微信、微话的方便，但那时人们通过书信的相互理解相处融洽却不亚于现在，而且也许由于通过一定文字水平的书信交流，亲人们朋友们容易理解，误解很少。而现在手机、微信、微话的方便，似乎并未加强人们之间的沟通，也许由于微信、微话随便性、碎片化，反而欲速则不达，误会误解多多，甚至导致许多笑话的产生甚至悲剧的发生。

        常言道：甘苦寸心知。而由寸心生发的无限乡愁还得方寸大小的邮票承载啊。尽管随着科技的发达，通讯的通达，如今人们很少写信贴上邮票以寄托乡愁，但作为60后的我们这一代人却永远不会忘记寄托我们乡愁的小小的邮票，它是我们的信使甚至天使，传递着忧郁而美丽的乡愁；它是鸿雁甚或柳毅，传递着曾经而永久的亲情和爱情。

                                                                                                                            201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