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与不幸说英文

记得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后不久，有感老师的谆谆教诲和自己的愚钝不敏，写了一篇《抱憾老师》的短文，在大学毕业三十周年之际，大学同学不仅组织聚会，而且征文编辑出版名为《昨日有梦——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九级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我本来寄的是另一篇文章，而编辑王爱萍同学却点名要《抱憾老师》这篇旧作。

在这部纪念文集里，我看到最震撼而又令我抱憾的文章是方英文同学的题为《机缘》的纪念文章。之所以说是震撼不仅是因为其文写得好，也不是其他同学的文章写的不好。那么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首次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一个尘封三十年后才解密的秘密，那就是三十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前夜，还是引用英文的原文吧：“头天晚上，系领导与同学们一一单独谈话。轮到我时，被告知我被分到出版社工作。晚上很高兴，难眠。但得憋着，因为系领导要求保密。幸亏那时没有手机短信，否则通报亲友，就成了笑柄。第二天早上，公布分配去向时，我成了”待分“！这一待分，就是四个月，日子那叫难熬啊。……”

在此我要简要说一下那时的大学生分配政策，我们是七九级，也就是高考恢复后第三届大学生，如今也有人称之为新三届（相对文革前的老三届而言），那时百业待兴，人才缺乏，尤其是陕北陕南急需人才，而因为教育资源有限等故，陕北陕南考的大学生少，因此临时省上出台了一个土政策，那就是陕北陕南的学生一律哪里来哪里去。我们班七十个同学中大约有十来位陕北陕南同学，除了靖边的李浩应届考上研究生和宜川的崔杰被分到部队外，其他陕北陕南同学都被分配到家乡所在的单位了，英文就被分配到商洛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而英文有才，在校已发表作品，何况前一天晚上系领导已告知分配到出版社，当年贾平凹毕业就分配到出版社，那是学子和才子向往的单位啊。可一夜之间成了黄粱美梦，岂不令人沮丧难堪。英文也进行了抗争，“待分”四个月，终究难违“土政策”，为了尽快挣工资孝敬母亲“于是不熬了，回商洛山拉倒。”当然，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后来英文打回西安，重振英雄之风，那是后话，大家也多有知晓，暂且放下不表。

震撼之后是抱憾，为何？因为我恰恰是被分配到英文梦寐以求的出版社的那一位。记得大学毕业前夜系领导还是班主任晁华甫老师给我透露的单位是团省委，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也摸不着北，但出版社也是我向往的单位，因为我热爱图书，出版社就是编书的。但当时再有想象力，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捡了的“漏”是英文的。大学毕业三十年，我和英文不曾断过来往，出差商州去他办公室聊过天，在他家吃过饭，在他陪同下去山阳组过稿子。我也将责任编辑的《平凹游记选》寄赠他指正，他也寄来几页指正信，他还应我之请，给我打听过当时正在谈情说爱的妻子家的底细。他来西安后，不仅多次同学问有聚会见过面，而且有过稿件来往，他给我第一本文集《行余集》写过序，编发过拙稿，当面或书信予以肯定。但就是只字未透漏过毕业分配时与我不无关系的秘密。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英文虽然毕业分配“道路曲折”，但如今看来“前途光明”。假若当初分配到出版社工作，充其量是个优秀编辑，也可能兼顾创作写出一些作品，但绝对不会达到如今的成就。何以见得？前边说到当年贾平凹分配到出版社工作，一边编辑他人作品一边偷偷写作，他的顶头上司在给他的评价甚至这样说过“他也许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但不是一个优秀的编辑”之类的话，后来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贾平凹调到西安市文联后才有幸成为专业作家，一心一意搞创作，终于成为大家。是的，出版大院的孙见喜、朱鸿、孔明、李佩芝、肖重声等人创作成果也不少，但我敢说如果他们在作协或文联或高校成就会更大，朱鸿调到陕师大后成果斐然也堪作佐证。所以说，英文未能到出版社工作，也许少了一个优秀编辑甚或总编辑，但却成就了一个杰出的作家，他获得柳青文学奖的《落红》和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后花园》就是证明。

但我还是为英文抱憾，为出版届抱憾，因为英文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好编辑或总编辑啊。何以为证？有三十年前英文对《平凹游记选》数页的包括“的、地、得”在内的校正，有英文做《收藏》的副主编、主持《三秦都市报》副刊，而今主编《报刊荟萃》为证，有他给我写的手札为证：“好几次打电话不通，要么人不在，要么无人接，只好写信了。这几年兄的文章日益炉火纯青，令小弟惭愧。这篇《妻病》即是好例子，有情有趣憨巧并存，就是文章长了点，发表出来版面上不好看(报纸就有这个可憎的制约)，故请您精炼成千字左右，再寄我。实在冒昧!”试问如今还有几个编辑如此对待作者呢。所以在不久前《落红》再版首发式上，我讲方英文是职业编辑和职业作家，是有根有据的。

英文对待突如其来的毕业分配变故的应变态度以及对待人生的坎坷曲折的达观，反映了他无故加之怨而不怒的君子气度，表现了他不以己悲厚德载物的厚度，也展示了他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风度，还有他并不因此失去对社会人生信心而依然热爱生活描绘生活的温度。

当然对于一个人，有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对于一个大学生，有一个公平待遇的问题，对于一个有才华的人，有一个人尽其才的问题。这是组织人事部门的问题，暂且不论。

联想到《落红》主人公唐子羽的遭遇以及邢小利的评价——“天才加废品”，不无道理。笔者以为，就像互联网+，一个人的成败荣辱，固然与职业密不可分，但也不尽然，就像互联网+，关键看后边加什么，如果唐子羽出污泥而不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以他写工作材料的水平在业余时间写作文章也许能将其潜在的文学才能发挥一些，创作出对读者对社会有益的作品，弥补其在官场的失意，实现其人生价值。可惜他在一个可有可无终归无的局里，充当了一个可有可无终归无的角色——末位副局长，身在局内却边缘化，几乎成为局外人，无所作为，苦闷之下，无聊至极，红杏出墙，乱交朋友，沉迷女色，荒度光阴，终于一事无成。

也许有人说为官就不要为文，有借权发稿之嫌。其实大报大刊或有品位的媒体只看稿不看人，对稿件有严格要求，稿费并不是那么好挣的。而小报小刊一般没有稿费。有人说这是私心的表现，既要官位又要虚名。其实人图虚名就像人要脸面一样总比那些没有敬畏心毫无顾忌的人好上百倍。陕西的官员腐败现象比邻省山西少得多，固然有其它原因，笔者以为与陕西官员热爱文学文化，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大有关系，原副省长张玮、原副省长、省总工会主席白阿莹、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薛保勤、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彦就是代表，他们的业余时间大部分用做读书写作，而不是吃喝玩乐甚或嫖赌抽，自然就远离腐败。

言论自由，不管谁有话都可以说，有才华尽可发挥。其实官员写作，自古而然，唐宋八大家，哪个不是官员？问题是为何写？写什么？因为文章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创作来自生活，官员的工作状态和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自然应该有所反映。就像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所言：一个好的官员，如果他真的把工作当作事业，真的想为社会为百姓干一点事，真的想探寻真理，研究规律，最终必定是一位政治家、专家、学者、思想家和文章家。可惜现在的官员只会写批示而不会写文章的为数不少。写什么？当然应该写自己工作生活的所感所悟。这考验官员的两个能力，一是政治思考力，二是艺术表达力。如诸葛亮《出师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岳阳楼记》，还有毛泽东的雄文，都是文随事出，情随理现，自自然然。

官员写作也有思想解放的问题，首先要肯定为官又为文是对的，以文辅政有何不好？诸葛亮、魏征、范仲淹都是相当于当时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文章直接议政，影响到当时的政策，又为后人留下了永远的思想财富和文学遗产。所以今天的干部倒是应该充分利用为官实践和高位思考这份人民赋予的特殊资源，为社会留意点好文章，也是给纳税人的一份答卷。

如此看来，正像国家不幸诗人幸的现象和愤怒出诗人的道理，方英文大学毕业分配的遭遇也许对出版社这样的国营企业不幸，但对方英文本人却是有幸的。由于没有如愿分到出版社，出版社少了一个优秀编辑或总编辑，但作为党报的陕西日报社却拥有了一个优秀的主编，方英文本人的坎坷遭遇升华为人生财富和创作素材，使他创作出一系列优秀作品甚至像《落红》那样的“名著”（西北大学教授、《西北大学学报》主编刘炜平语），拥有一批粉丝或“红粉”（西安音乐学院教授仵埂语，意即《落红》一书的粉丝），从而成为当代著名作家和书法家，至于当选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那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2015.12.24平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