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七月，天热，心闷，不可读哲学书，只宜闲翻小品文。

于是，又移出苏轼《商刻东坡志林》，其一则云：“欧阳文忠公言：‘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予亦谓：‘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执笔且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欧阳公乃朝中重臣，一生致力于政务、文事，不知言此何意，遂又找来《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资料汇编》，其中有《戏书拜呈学士三丈》《偶书》，而别无关于陶渊明的文字。东坡此语之何出，是否真实，没再细究。猜想，录之于此，意在赞赏归隐之心态，而非文之真好吧。

东坡亦言唐之文乃韩愈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为最，实亦赞归隐之事，而非文之最高吧。

那么，为何欧阳公、东坡翁赞许归隐之事呢？我想应是官人之常态，文人之常行。作为官人，累了，想隐之，然又不可逐愿。如欧阳公、东坡者，一生追求，何以得憩，最终都将身家性命付之于职司与文学了。作为文人，常有清高自由之思，如靖节之“乐琴书以消忧”，李愿之“有乐于身”，何所不为呢？但迫于身世，也只能言之于文罢了，正如东坡所言：“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也可能是双关语：不作此文，不做此事。

是的，自古而今，无论官宦、文者，常赞叹归隐之文、归隐之事、归隐之主人，这正是如《归去来兮辞》《送李愿归盘谷序》广泛流传之原因。

宋之陈抟，重庆人，于道于隐传世，其有诗《归隐》：“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绶纵荣怎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琴书归旧隐，野花鸣鸟一般春。”陈抟归隐何处，不得而知，但究其原因还是不能适应官场，打退堂鼓逃之夭夭。陶渊明真是“质性自然”之理由吗？李愿可是“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

自古文人情感脆弱，而于人情世故者更次之，加之常怀文士之风骨，不为五斗米折腰者众。所以，归隐成了一种选择。然而，若用积极心态打量，则应如欧阳公、东坡先生者逆流而上，成就人生之大业。

不过，细读陶渊明文，亦有无法归隐处，正如鲁迅所评：“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李愿到底于世间何如，不见其文，亦不见其事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亦离不开这个世道，亦在为这个世道烦心事所掎。因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生存于人类社会，无论深山道观，或者田野归隐，都不可脱离芸芸众生。否则，不复存在。

传说，长安终南山有归隐者。又说，现今终南山归隐者众。且有成效：悟着了道，成就了业。然，我多次终南山下客居，不曾深入，故不能戏言。

其实，人类社会总在发展进步，发展进步就要靠每个人努力进取，而努力进取者亦应当积极应对各种矛盾困难，动辄归隐与后退者不和潮流。

印度泰戈尔曾说，印度人大多事佛，而佛旨给予人们的大多消极待世，这真是印度发展的一大问题。

对而比之，若中国多如归隐者之仕，那么我们的发展岂不也要受到影响？故而，对于归隐者不便提倡，更无支持之理由，作为文事欣赏者是也，如欧阳公、东坡翁之流。

2016年7月1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