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一生，应当是清贫的一生，这清贫不是因为多次贬谪，也不是因为无能挣钱。清贫对于苏东坡来讲，既是一种客观，又是一种主观。客观上讲，多次贬谪，妻离子散。主观上讲，文人心性，诗书济世。也可能正因为如此，苏东坡才是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才是真正的文豪，而不是靠文发家的富豪。

苏东坡的贫困到得什么程度，在他给程秀才的信中可见一斑。信中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一个大文学家、大书法家，甚至连绘画也是上乘，贫困至此，让人痛心。

现在看来，到得如此窘境，与连遭贬谪有关，与当地经济条件有关，但是“大率皆无耳”则让人思忖，似乎除了只身一人，别无所物，亦别无所能。其实不然，就在这一封信的后面他说道，经过学生的帮忙，还是弄得了一个居处，结了几间茅屋，虽然“仅庇风雨”。

这只能说明，在苏东坡的心里，“仅庇风雨”已经足够。综合分析，这与他一贯的坚持有关。他在黄州时，就写过《书四戒》，并置于“门窗、几席、缙绅、盘盂。”并做到“起坐见之，寝食念之。”的程度。这四戒是什么呢？一戒出入都乘车轿，否则这是瘫痪的征兆；二戒起居都在深宫，否则就会引发寒热病痛；三戒沉迷娇艳美女，这可是伤害性命的斧钺；四戒追求美味酒肉，这可是腐烂肚肠的毒药。这四戒是苏东坡的生活准则，同时，也是抑制生活享受，自我约束物欲的一个要求。他不仅这样写了，而且这样做了，一生都如此。

他的这样做不是他没有这样的能耐，别说他是一个官人，虽然多次遭贬，但亦曾做过朝中官员，甚至在皇帝身边工作。加之，其父、其弟皆在朝中为官，官亦不小。若放到现在，已经是了不起的官宦之家了。若用贪念的思维去看待他，他的机会何止一次两次，所贪金额何止数千数万。若用现在势利者的眼光看，不贪白不贪，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现在想来，苏东坡为官一世，所留下的不过西湖苏堤、东坡赤壁、几卷诗书。自己何曾享受，何曾高车大马，何曾酒红灯绿。

抛开他的官宦身份不讲，就说他的文学影响，真是人到哪里就轰动到哪里，亦如现代的影星大碗。你看他上一次庐山，山中僧人都说：“苏子瞻来矣！”（《记游庐山》）。到了开先寺，主僧还专门求诗。而苏东坡上山时本不想作诗，结果却作了好几首。如今的诗人是什么：拿钱来。我们试曾看看，现在某些景区的诗也好、文也好，尤其那赋，虽无盛名，虽无多少文采，虽然传世不过三五年，却拿走了不少钱。文人们称钱不叫钱，说钱太俗，叫润笔费。如果说苏东坡要收取诗文润笔费的话，能穷吗？能穷到如此地步吗？

为景区作诗作文收取润笔费，似乎这钱都是企业的、国家的，收之坦然。然而，为友人作序、题词本是雅事，却也逃不脱润笔的潜规则。没有三五千、万把块别想拿到稿子，即使给你稿子，亦系复印件，或者电子件，手稿是不会给你的（有手稿的情况）。而苏东坡是什么，在若干的文章中不见其收取润笔的记载，却见有不少为人作序，甚至作序推荐人才的篇章。虽然说苏东坡常常自谦，说自己作文推荐人意义不大，关键是自己的作品好和为人好，但是他还是为其作了序。在《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就说得十分明白，其言曰“余自钱塘将赴高密，勤出其诗若干篇，求余文以传于世。余以为诗非待文而传者也，若其为人之大略，则非斯文莫之传也。”

作为书法家而言，苏东坡绝对是当时的书坛泰斗，其书影响当时，影响后世，影响中国书法，若论其价自当是无价润笔。但是，具体而言，其润笔在当时绝对是一流价位，若放开收费，或者委以经纪人，绝对是当时一流富豪。然而，苏东坡却大失良机，没有能把握市场经济，守着如此好的“项目”却如此贫困的生活。这也难怪，在他骨子里就没有用书挣钱的欲望。一些求字人，只要有几句好话，或者拿点好笔好纸，就能“骗”上一两幅字。其中有一书生，说自己穷困，也轻松的拿走了他的字。这书生会不会拿去买钱，我不知道，东坡也不知道。但他调侃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他说即使能买钱，也是件好事情，济人之难总是善事，只是不是现在。原文是这么说的：“宗人镕，贫甚，吾无以济之。昔年尝见李驸马璋以五百千购得王夷甫贴，吾书不下夷甫，而其人则吾之所耻也。书此以遗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价值如是，不亦钝乎？”

当然，索书者也不全是为了收藏以增值。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种人是为了借书而扬名，哪怕这种人很少，却让苏东坡给遇上了。本来，借书扬名本是耻事，而耻事东坡亦不推辞，可见东坡之品行之高洁，为人之大肚。其事在《书归去来词赠契顺》中可见，求书者契顺说：“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明远载米以周之。鲁公怜其意，遗以尺书，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今契顺虽无米与公，然区区万里之勤，傥可以援明远例，得数字乎？”苏东坡“欣然许之”，并且希望“托此文以不朽也。”此话虽然有些戏说，然真的书以予之了。

着笔至此，而今人之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少了钱谁人会予之。习近平去年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的有些作家艺术家沾满了铜臭气。这话一点不假，且这铜臭气不在一人，而在绝大多数的文化人身上了。如果说欧阳修有言：“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这不公，除了社会因素外，我想如果文学艺术家都钻到“利益”的眼子里去了，那么永远也不会有“圣贤”的出现。同理，如果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铜臭气，那么，我们所欣赏的作品是艺术呢？还是铜臭？若是铜臭，这文学、这艺术，这世间岂不悲哉！

        2015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