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一评论成为千古绝唱。

    欧阳修在分析梅圣俞“穷而后工”的原因时，他说道：“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意思是说，政治上没有前途了，就把精力放到了诗歌的创作上。同时，还说要是用于朝中官员，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该是多好啊！可惜到老不得志，只能“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善其工。”意思是说，没有调到朝廷，没有成为御用文人，就不能书写歌颂朝廷的文章，也不能大书特书政治诗文，只能写一些山水自然风光了。“可不惜哉”。

    文人没有政治前途，便自暴自弃，没有被任用，就与朝廷相背离。何况梅圣俞也是官员，虽在州县，亦是有很好的政治环境的啦。为什么非要朝中做京官呢？看来，其心性盛高啊。可是，一旦不用便若此诗文，甚至有的诋毁时事者多矣!司马迁有言：“惜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遂，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他自己遭遇宫刑，则著《史记》。他还说，这是因为这些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诚然，因为贤圣们的发愤所为，才有了这些千古流传的经典。但是，如果理智分析，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恰当乎。

    看官，如果我们来恢复上述圣贤者的本来，将是一种什么情况。以司马迁为例，如果言之有错，而不受宫刑，那么朝廷如何管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是社会客观，也是发展规律。有法不依，有规而不矩，世间岂不乱套。司马迁亦系朝中官员，亦系文化之人，何以不知，知而怨之，又有何理。故此，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对其宫刑大书特书，怨而又怨，哀而又哀，痛彻不已，实则与法对立，与国离心。如果认知其错，继续为官，发挥组织功能，说不定更有高于《史记》之巨著。

    再说屈原，因其同事间不和，便把小事放大，流放异地，而作《离骚》，且不止一文，《九歌》、《招魂》、《天问》何者不是怨天尤人，何者不是牢骚之词。此诗此文于朝廷、于国家、于民族向心力，甚至于于己之精神状态又有何宜，最多不过让今人怜惜而已。反过来说，如果不怨其事，大肚容人，积极所为，哪怕没有屈原这些诗，甚至没有骚体之流传，最多不过一文学之损失，而与其国家之发展相比，何者为大呢？如果用现今的大局观念而言之，用毛泽东先生的“二为”方针而言之，当是破落文人之所为，当是义气行为之典范。如此之“穷而后工”又何以有赞赏的价值。

    仅此话题，我们站到管理者角度认识，如果若人不守法、不守规矩，或遭到处理，或遭到不公正待遇，则反其道而行之，文人则用诗文，武将则用军队，那么，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将是何种状况，要么思想混乱，要么烽火聚起。其后果于国有利？于民有利？于己有利乎？

    再深层次说，一遇不公，或受处理，便与国对立，与上对立，背离社会，自以为是，那么，用现在话说，经不起风浪，政治上不坚定，是不成熟的干部，不用是上策，用之再生事端，用之何宜？

    古人常说，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其实都不对，打天下是政治家，治天下亦是政治家，只有站到国家民族的高度，用放眼世界的思维，才能拥有天下，才能治理天下。文人者，虽有文化，然其理想者多，切合实际者少；片面思维者多，大局意识者少。李煜是好词人，却不是好皇帝。朱元璋少文化，却称帝一时。“文革”时期虽有过激的政治环境，然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放到今天亦不适用，何况在“文革”，毛泽东亲拟案语，印行全国批评，亦不无道理。

    所以，“穷而后工”者亦需客观认识，不必欧阳修言，便千古守循，遵为至理。是为散说，仅为一家所言，聊为遣兴尔。

 

                                                                  201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