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读了苏东坡的一则小文，便写了《苏东坡与“穷而后工”》从《“穷而后工”说开去》。前者说的是“穷而后工”中穷的问题，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仍奋力追求精神生活，创作大量作品，传递有益文化，可谓真正智者。后者说的是仕途窘迫，精神受到打击，却一味发些牢骚，释放心中郁结。然而，近来又有了一点新的想法，似乎话犹未尽，便有了如下文字。

    今天想表达的是“穷”而“不穷”，以一位志士的姿态对待困难，看待不公，积极向上，奉献社会，成就人生。

    首先想到这一典型人物的就是杜甫。杜甫的一生，是与诗歌、贫困、战乱、为官又遭贬谪的一生。作为杜甫首先是一位官人，先做京官，后贬华州，战乱中做了军中的闲职官员。但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在什么环境，无论处于何种境地，他心中总是装着国家，一切以国为重。比如，得知某种战斗的胜利，他会喜出望外，他会以诗歌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就是突出代表，其中有句“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还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中便有：“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还有，从一个诗人角度讲，其心忧的是天下，其胸装的是百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三别”“三吏”等等都是代表之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是一首体现这一精神的著名诗篇。杜甫自己都生活在“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环境里，心中企盼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历史上称之杜甫为“诗圣”，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其思想境界和艺术成就的高度统一，在赵敏俐、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中，作者吴相洲对杜甫的“诗圣”做了一个很好的解读，我觉得这解读十分正确。他说诗圣“是一个有圣人情怀的诗人”，而不是“诗艺出神入化，达于神圣境地”。 “圣人情怀就是能够超越功利而心怀天下。”宋人王安石也做了同样的解读，王安石在《杜甫画像》一诗中说：“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飒飒。”清人仇兆鳌在其所注的《杜诗详注》序文中也说，杜甫“凡登临游历，酬知遣怀之作，有一念不系属朝廷，有一时不痌瘝斯世斯民者乎？”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才有韩愈的千古评价：“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吧！

    与这一观点相关的，还有一位历史人物，他便是司马光。众所周知，司马光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博大精深，流传千古。这里要说的不是《资治通鉴》本身，而是这一著作背后的编著精神。

    事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司马光向英宗皇帝进献记载战国至秦二世时的史事《通志》，英宗皇帝特别高兴，便命他再编著一套《历代君臣事迹》（后神宗皇帝改为《资治通鉴》）。司马光本在朝中任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降职，后来干脆迁居洛阳。但是，司马光却不是如同司马迁那样愤愤不已，时常叹息“最下者腐刑”之事，也不是如孔子厄而略《春秋》，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更不是因为“由居庙堂之高，转处江湖之远，仕途困厄，政治失意，方专注于治史，得以蔚然成就《通鉴》”（改革出版社《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前言）。而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司马光《进书表》）。所以，才“删削冗长，举摄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同上）编著是书。我们这里不必说此书仅供皇帝阅览，这只是进表时的礼节之词，实际上已经厚泽万众了。特别是着眼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和“为政得失之道”这一出发点，在浩瀚的史书、旧闻中收集资料，精心考证，认真梳理，科学总结，提出见解，这境界难道不值得敬仰吗？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司马光编完此书便被任命为宰相。任上又“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宋史·司马光传》）。最终以身殉职。其言如是，其行动亦如是啊！

    近人中大家所敬重的季羡林先生，亦可谓这类典型的突出代表。别的不说，就说他在“文革”期间所翻译的《罗摩衍那》，就让人十分敬佩。

    不用韪言， “文革”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人的最大罹难，也是中国文人的最大悲哀。在这十年，有很多文人被革掉了命，即使有幸保存生命，有的也大受精神打击，或者失去斗志，如季羡林先生以平和心态对待者，真是凤毛麟角。

   《罗摩衍那》是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其长度达八万余行之多，翻译出来的作品就有八大册之巨。可是，这样的宏著不是在书斋里译出来的，也不是靠政府科研经费资助译出来的，而是季羡林先生的“门房”之作。

“文革”期间，季羡林先生与众多的文化人一样，被批斗，被劳动改革，好在他却弄得了一个北大三十五栋学生宿舍兼党政办公楼的门卫，他在《牛棚杂忆·完全解放》中说：“我的差役就是当门房，第一个任务就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他还说，他非常乐意这样的任务，因为“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也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只是他真的觉得有些无所事事，他在《牛棚杂忆·罗摩衍那》一文中说，“我是一个舞笔弄墨惯了的人，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我过不惯。当个门房，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也无事可干。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子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也觉得无聊。”所以，他一直想做点什么，“最后我想到翻译。”不过“我不想翻译原文短而容易的，因为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是摆脱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最后我决定了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先生“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的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出来推敲、琢磨。我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心态下，六七年时间之后，《罗摩衍那》完稿了。季羡林先生在《学海泛槎》中说：“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几年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当时并没有认清它的重大意义、后来才慢慢认识到的工作。”看来，今天的读者还得“感谢”“文革”，“感谢”三十五楼门房，否则就不一定有《罗摩衍那》中文本的诞生。这难道不是“穷而后工”的又一例证么？

当然，这类的典型还很多，举其三者只是想说明，人在窘途并非人人衰落，那些大智者、大勇者，始终把国家、社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境地放到第二；始终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把个人恩怨化为阳光雨露。如是者，能不敬乎！

 

 

    2015年 2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