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两个论断

史飞翔

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对于那些当红的东西总是本能地保持着一种警惕。今年是文学大师孙犁诞辰100周年，前些日子有编辑约稿，让写写孙犁，我没有接受。原因是我不喜欢凑热闹。现在“孙犁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已经开过，热闹劲似乎也过去了，我反倒觉得应该写篇文章好好缅怀一下孙犁老人。

坦率地说，我对孙犁并没有做过太多的关注，只是身边的师友不少人都是孙犁研究专家，耳濡目染，时间一长，我对孙犁也有了一份特殊情感。孙犁的文学成就，举世公认，自不待言。但是，孙犁也并非尽善尽美。著名孙犁研究专家阎庆生教授就多次向我谈及，孙犁的缺点是世界意识淡薄，未能从更大的范围来审视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古人言：“不增美，不溢恶”、“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才是正确的评价人的态度。在我看来，最能代表孙犁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当属他晚年作品《耕堂劫后十种》。印象中，有两句话对我触动很深。一句是：“文人宜散不宜聚”，另外一句是：“离政治远一点”。

“文人宜散不宜聚”一语出自《曲终集•我与文艺团体——文场亲历记摘抄》。文曰：“文人宜散不宜聚，聚则易生派别，有派别必有纷争，纷争必树立旗帜，有旗帜必有代表人物。因此，人物之争，实为文艺界纷争之关键。”“文人尤不宜聚而养之。养则闲，即无事干，无事干必自生事，作无谓之争，有名则争名，无名则争利”。孙犁是在谈论作家的生存方式时说这番话的。孙犁认为，文艺团体不是成全人的地方。基于此，他提出：“文人必须放诸四海，周游环宇，使之自谋衣食，知稼穑之辛苦，社会之复杂，如此，方能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写一两篇成名之作，国家就包下来，养其终身，虽下愚亦必知其不可，不只无益于国家，更无益于个人及文艺-……至于说，养起来，则易于为政治服务，有利于安定团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孙犁是个“不当头”的人。他一辈子像个农民一样，踏踏实实地写文章，不去开文代会，不羡慕领奖台，不出入大宾馆，躲着金钱权位、荣华富贵，一生秉持“文人宜散不宜聚”，独立寒秋，引吭高歌，扬浩然之气。

孙犁还有一个著名论断“离政治远一点”。孙犁很早就说过，文学应该离政治远一点。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孙犁写道：“我的一生，曾提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些，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观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以存活至今。只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曲终集》山东画报版140页）同样意思的话语，还见于《曲终集》、《如云集》的一些篇章中，总之，他在很多地方都表达过这个意思。孙犁不是政治家，也对现实社会的政治不大感兴趣。但他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上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孙犁的“远离政治”是指不对政治作图解，不追风逐潮，而是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现实政治，坚持独立思考。孙犁这话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文学又是离不开政治的。他说：“生活中自有政治，当权者的政治、政策，必会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去，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哪儿也无可遁逃。现实主义文学要反映生活真实，必然会触到政治、政策的深刻影响和后果，你怎么离得开呢？”孙犁之所以提倡“离政治远一点”，说白了，并不是要人完全脱离政治，而是叫人不要过分亲近政治、图解政治。孙犁认为，文学反映生活，从现实中考察政治的利弊得失，完成自己为人生的审美天职，也就够了，不必去“干预”政治，文学家是当不成政治家的。

在《如云集•庚午文学杂记一•作家与道德》一文中孙犁这样说：“文章穷而后工。自己不能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生活太幸福，就没有花儿开放，也没有鸟儿歌唱了。”“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不会成为作家。但如果他们失败了，还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联系当下“失意的政客往往成为成功的文艺家”的现状，我们就能知道，孙犁的思想是何其高明。身兼散文家和评论家、在1997年提出孙犁是“散文大师”的黄秋耘，就十分赞赏孙犁“文人宜散不宜聚”等美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