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教书生涯

□文彦群

孙犁一生，远离官场，热爱读书，除了编辑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之外，还有几段为期不长的教书经历，也为他所看重，并多次写进自己的忆旧文章里。

1932年，孙犁19岁，在保定育德中学孙犁读高二。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在整个华北都有名气，并附设一所平民学校。这一年，他的同班同学张砚方，被学校任命为平校校长，张同学和孙犁关系要好，知道孙犁国文好，读书多，又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于是请他做女高小二年级的级任和国文教师。此时发生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孙犁面对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学生，讲课时总是感应着时代的神经，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他写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给学生介绍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又讲反映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很受学生欢迎。班长王淑，非常聪明，各门功课出类拔萃，大楷和绘画，孙犁自认为“望尘莫及”，尤其作文能吻合时代的脉搏，紧扣讲课时的思想和感情，如有言不尽意，便写长信和孙犁讨论，并要他解答。由于两人年龄相当，又值青春年华，便互有好感。孙犁很喜欢这位学生，王淑也在信中不自觉流露出了倾慕之情。后因信件被学校训育主任发现，孙犁遂被解除了教职。孙犁晚年坦言，这是他“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果的初恋故事。”

尽管教书时间很短，但于孙犁意义重大，这是他正式走向社会、体味人生的一次小小的演习。

1936年下半年，孙犁在家赋闲，经同学黄振宗、侯士珍介绍，到河北同口小学教书。同口是安新县的一个大镇，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边，水乡风光的自然条件在北方少见。同口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设施也好，同学侯士珍是教务主任，孙犁担任六年级级任，教五年级国文和一年级自然。虽然教务很忙，每天除上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预备教材，批改作业，但孙犁对这里的生活还是很有兴致。上课时，在教科书外，他还常选一些进步作品作为补充教材，使学生倍感新鲜。课余时间，他也常到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觉舒目”。第二年“五四”运动纪念日，孙犁在大会上登台演讲，还编写剧本，让学生排练演出。

    在这里发生过一件事，令孙犁难忘。班里一个学生异常顽劣，惹得孙犁烦躁而生气，为保持师道尊严，他用教鞭在头上敲了两下，结果这个学生就哭叫着回了家，令全体学生惊慌不安。原来此生是学校校董、本村大军阀陈调元的儿子，且为其爱妾所生。孙犁以为闯了祸，但好在只是一场虚惊，第二天，这个学生还是正常来校上课了。孙犁说：“因为，就是在旧社会，即使军阀的爱妾，家长的观念仍然是：请来老师和请来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

    孙犁教书的月薪是20元，他按习惯省钱买书，每逢周末去镇上托邮政代办所到上海购书。除鲁迅、瞿秋白的书和一些进步刊物，他还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晚上放学后，学生四散，同事也大都回家，剩孙犁一人独守空院，四周空旷，万籁俱寂，虽只孤灯一盏，破桌冷床，却也不觉寂寞，“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孙犁在同口教书不到一年，水乡风光和民风民俗，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37年暑期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冀中又发大水，不能返校教书，在大时代的推动下，孙犁从此走上了伟大的抗日征途。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不久，孙犁就开始为抗日事业奔走。1938年春天，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时，由中学同学李之琏和好友陈乔介绍，孙犁“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8月间，被分配到抗战学院担任教官。院长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杨秀峰教授，校址设在河北深县，为部队和抗日政权培养干部，分民运和军政两院，共举办了两期。孙犁第一期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政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民运院在操场搭一个可容五百人的大席棚，横排一条条杉木，作为学生的座位，中间树立一面小黑板，孙犁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的大场面，需要大声喊叫才行。没有讲义，课前只写个提纲，一堂课三小时，每周两次。三个月时间，孙犁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践；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孙犁直到晚年时，说话还是声音洪亮，他自己也承认，与这个时期大声讲课的锻炼有着绝大关系。

    孙犁和教哲学的同事王晓楼同住一屋，教书三个月后，和学员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学员送王代号“矛盾”，呼孙犁“典型”。因为王教哲学，“矛盾”不离口，他讲文艺，“典型”成了口头禅。深县驻军首长送给王一批马，一天王约孙犁去秋郊试马，孙犁回忆说：“马固然跑的不成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们拍手大笑，高呼‘典型’。”在此期间，孙犁为火线剧社编写过一个话剧《鹰燕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战的认识转变过程。受杨院长委托，还写过一首《冀中抗战学院校歌》歌词。孙犁的战友陈乔回忆说：“这首校歌，每天朝会时师生们要唱，剧团每次演出时也都要演唱，它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的热血，像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孙犁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抗战学院是当时冀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短训性质，共举办了两期。1938年抗战事紧，阴历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不久占领深县县城，形势严峻，学院第二期学员提前结业，师生全部分散转移，孙犁也随之开始了游击生活。

    1943年秋天，孙犁从《晋察冀日报》社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教高中班的国文课。这次和学生相处时间长，感情也很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后来还得到过这些学生的关照，令孙犁难忘。高中班驻地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教员有一个宿舍大院，孙犁因性格内向孤僻，自己单独住在村北一户人家里，睡的是临时搭起的门板。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洗漱。此年冬天，日军对边区开始新的“扫荡”。孙犁同师生们领到“阜平蓝”粗布棉衣后，翻山越岭向繁峙县转移。在这次转移过程中，孙犁不幸生了一场病，脖颈和脊背出了许多水痘，既烧且疼又痒。领队的同事派一位医生、一位护士和一位学生，陪护孙犁到隐蔽而安全的蒿儿梁养病。在孙犁的记忆里，生病后能受到如此隆重待遇，这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病中的他倍感欣慰和温暖，留下亲切美好的回忆。他的小说《蒿儿梁》《看护》，就是这段生活经历的真实反映。孙犁在此养病三个月，1944年初春，当奉命返回学院驻地时，又接到了上级要求转战延安的指示。

    1944年春天，孙犁和华北联大师生集体由晋察冀向延安转移，到达时已是夏天。初到延安，孙犁被分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除参加学习和生产外，主要就是读书和写作。从1945年4月到8月，孙犁在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迅即成为了根据地和国统区一颗引人瞩目的文学之星，尤其是两篇代表作《荷花淀》和《芦花荡》，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孙犁在鲁艺当了近一年的研究生后，被“提升教员，改吃小灶，讲《红楼梦》”。

    孙犁在鲁艺文学系讲授《红楼梦》时，引发了一场“红学讨论”。时任文学系主任的何其芳因病在家休养，由作家舒群暂时代理。孙犁讲课时，舒群也常去听。一次讲课结束，舒群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孙犁说《红楼梦》表现了贾宝玉的人生观，舒群则认为是批判了贾宝玉的人生观，并引书中的《西江月》词为证。孙犁对此颇不以为然，并给舒群提了意见。但孙犁后来对这件事进行过深刻地反省，他意识到这“并不是说舒群同志做得不对，而是我做得不对。学术问题，怎么能一人说了算，多几种意见，互相商讨，岂不更好？青年时意气之争，常常使我在后来懊悔不已”。他觉得争论本身无关紧要，当年真诚坦率的同志关系，如今一去不返，令他非常伤感。

    孙犁在延安只生活了一年半时间，却在创作上获得了丰厚的收成，这也可以说是时代赋予他的一种机遇。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他又从延安返回到冀中工作。

1946年，孙犁受命冀中区党委，主编刊物《平原杂志》。杂志共出了六期，在编刊之余，他模仿“五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在河间县第八中学还兼任了一个班的国文课，孙犁认为这样“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接近冀中的新一代男女少年，比只坐编辑室好”。

1950年至1953年初，孙犁应邀在河北师范学院国文系兼课，教授《写作指导》《文学专题》《文学概论》。天津刚解放初，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更名为河北师范学院，当时学校教员紧缺，就聘请刚进天津不久，在《天津日报》文艺部工作的孙犁任国文系兼职讲师，每周两节课。孙犁当年的一位学生回忆说，孙犁常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天热时换件白衬衫，脚踩一双家做的圆口布鞋，衣着朴素干净，作风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派头。上课讲的是他自己的创作体会，强调写作要有真挚情感；习作课上，总是真刀真枪地帮学生批改文章。有位学生学习平平，习作一般，孙犁不厌其烦地帮其修改，最终在《天津日报》刊出。孙犁对青年学生竭尽教师之责，师生关系十分亲密，无论什么问题，他总能给予最满意的答复。

除以上经历之外，1935年夏天，孙犁在北平象鼻子中坑小学当过一段时间的事务员。1939年冬天，孙犁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时，报社机关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孙犁除编印《文艺通讯》刊物外，晚上还帮一位女同志办识字班，使得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不长时间就成为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孙犁在1940年写的散文《识字班》，描写的就是这个地方，只是出于环境考虑，他把村名改成了鲜姜台。1948年春天，孙犁在饶阳张岗小区的大官亭村掌握土改工作期间，白天主持分浮财和动员参军，晚上则利用夜校，为贫农团讲解土地法大纲和解放战争形势，有时也教农民们识字。

孙犁早年，喜欢读书看报，学生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他最初的职业梦想和人生目标，就是当一名像鲁迅那样的作家，以文学为志业，靠卖文为生。但是复杂多变的生活，却在他面前展开了新的局面，大时代的洪流，把他推向革命的征途。这些断断续续的教书生活片段，相对于他90年的漫长生命历程，显然只是短暂的，但不论具体缘由如何，却都成为了他宝贵的人生财富，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素材，多次出现在作品中，有机地构成了他丰富多彩、绚丽壮阔的文学人生。要而言之，此一经历，使孙犁增强了对于文学作品的敏感性与分析能力，训练了他的逻辑思维，增进了他对青少年男女的深入了解，从而为他增添了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孙犁清楚地记得：鲁迅曾把青年看做“身外的青春”！

201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