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今天的叶广芩尽管已经离开故土北京近40年，你依然可以迅速从她的语调里、姿态举止之间判断出她是一个纯正的北京人。有时，她会无意间提起她擅做的北京吃食：炸酱面，驴打滚，言语间颇有得意之色。那种老北京固有的“范儿”，那种北京女人的爽快、清醒和不吝的劲头都藏在她的骨子里，岁月的磨蚀又让她变得体贴、入世。其实她不大像一个“作家”，也可能因为她经历过太多，那种“作家”的另类“范儿”和“知识分子”腔在她这里都没有。她也许会有犹豫，在北京和陕西之间，也会有普通人的烦恼；对教育女儿她要说的话似乎更多。不过，她写作的天赋和热情都是她自己难以抵挡的，她总是提到有很多好的故事了，很多的细节，却没有时间写出来。她的犹豫和烦恼，她的天赋和热情，总之，她的矛盾反而让我觉得她是一个真的作家。

　　心理的差距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

　　我还记得在小说《逍遥津》中，叶广芩写下的一个匪夷所思的细节。七舅奶奶正在生孩子，在这十分紧张的时刻，七舅爷却在大门口看起了卖萝卜花的手艺，他琢磨着这一个个刻出来的萝卜花，一时竟忘记了正在生育的孩儿他妈，直到孩子他妈死了，才被匆匆叫了回去。这个七舅爷是个老北京标准的八旗子弟，本打算贫穷却还算逍遥地过一辈子。这个细节基本上就是他一生做人方式的写照。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那次看萝卜花时生的，漂亮，聪明，可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懒惰和冷漠。父子二人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似乎要这样度过他们的一生了。然而，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世界并不容许他们这样过下去，在抗日战争中，他们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小说写得很平静，也很痛苦。叶广芩不厌其烦地写那些老北京人的生活细节，写他们的穷讲究和好面子，写他们的软弱和安于现状，写这些没落了的人们的无力和挣扎，但也写了他们的倔强和尊严，爱和重生。叶广芩写了很多很多北京人人性上的缺陷，但你仍然可以强烈地、毫无疑义地感觉到她写了这么多的问题和缺陷只是因为她是爱他们的，她自己的痛苦和欢乐其实都是和他们相通的。叶广芩对这些北京子民的爱恨交加隐藏在她叙事的平静之中，她也将她的痛苦隐藏在这些平静之中，对于长久生活在北京的旗人后代，这种平静似乎又成了痛苦人生唯一的解决方式。叶广芩写了很多大宅门、老北京的小说，包括曾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梦也何曾到谢桥》、她的长篇名作《黄莲厚朴》、《采桑子》等等，在这些小说中，这种平静和平静中隐藏的痛苦成了某种主调。

　　有人说，不幸的童年时代也许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这么多有关北京大宅门的小说，这样复杂的情感也应该来自于叶广芩成长的记忆。

　　叶广芩姓“叶”，这是老北京满族人一个重要的姓氏，来自那个众所周知的叶赫那拉家族。古老的北京并没有为这个叶赫那拉氏的后代带来平静的青年时代，动荡的青春，早逝的父亲，在母亲贫病交加之际她却长久地离开了北京，北京这个古都里葆有了她太多的伤痛的记忆，也给了她最初的、最为基本的人生态度。她就是带着这样的记忆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1968年她作为知青18岁离开北京到今天已经有40年的时间，她在陕西的各个地方生活了40年，在这里当过农民、护士、老师、编辑等等，32岁才发表了小说处女作，46岁那年她发表了她的成名作《本是同根生》。和今天的80后、90后作家相比，她可真是大器晚成了。此时她开始大量地写旧北京的生活。在一个和她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的地方，她一呆就是一辈子，并且凭借她的旧北京的记忆成名了。时间记住了一切，但并不能抹去一切，叶广芩用自己的笔记下了这逝去的岁月。

　　叶广芩不快乐的青春时代为她的心灵带来了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是她说过一段有关北京的话，这应该是北京之于她的意义。她说，“文革”时期，命运的车轮将我一下甩了出去，这座城市从此与我天各一方。那是一种沉痛的撕裂，包括我熟悉的习俗、语言、情感，也包括我的亲人。后来，虽然步入了文坛，入得也是相当的游离，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但是家变得更残旧，破败得几乎再也拾掇不起来。想着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作家朋友，自己愈发感到落魄和沮丧。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离别使我的感情变得淳厚，许多的情感水分都变作泪水蒸发掉了。当我站在西北的高原上，遥望红尘滚滚的北京的时候，那种距离感让我将她看得似乎更为清楚。我对北京的感情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京城作家们，那是绝然的不相同。

　　当她从那遥远的地方望向这片故土时，这古老的京城就有了新的意义。她说过，隔着时间和空间，她对北京的看法和身处北京的人们有所不同，她有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清醒和独特。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每天看着北京的变化，我们也会随着它改变，用一个个新的北京掩盖了那个旧的北京。但只有她，只有像她这样，血液中、基因里有着这个皇城的根基和胸怀，却又与这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