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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文体: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的载体

中国散文网 作者:王兆胜 发表时间:2018-05-03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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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文体: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的载体

        (现当代文学通讯(微信公众号) 王兆胜)

 

 

[摘要] 在西方散文概念与中国文章内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偏角,如果不顾及中国传统特性,就会出现断裂与矛盾。向西方看齐,以西方标准来衡定中国传统散文,并建构具有现代性的近现代中国散文,这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一致的倾向。这固然带来了近现代和当代散文的突围与发展,但也使其离中国传统越来越远。如果站在向传统转换的角度,以中国传统文化流失与保存交织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散文有着独特的价值,一直不为人重视的散文文体将会获得新的价值增殖,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传统文化因素的保留以及它与现代文化的张力关系。

 

当下,在众多文体中,散文可能是最不受重视的,这在创作和研究两个方面都有表现。一个作家可能不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但很少有不会写散文或没写过散文的,于是散文文体被看轻,因为人人均可成为散文家;一个研究者若稍有实力,就不会去研究散文,所以至今研究散文的学者并不多见,有影响者更少,因为在学界几乎形成一个共识:散文既无理论,受外国影响又少,而且繁杂无规矩,研究它有何意义?基于此,散文这一文体在近现代以来遭遇了空前被冷落的地位,其研究价值也就令人生疑。其实,散文文体远非人们认为或想象的那样简单,其价值应重新得到思考和确认,尤其是它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更为重要。

一、中西文化博弈与中国文化断流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在有的朝代甚至达到了世界的巅峰。然而,近现代以来,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变局与危机,这不仅表现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文化的冲击,更表现在中国文化内部的纷争与决裂。最典型的是胡适的“文学革命”倡导,陈独秀的打破一切偶像论,以及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改变汉字与换血换种理论。应该承认,这对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板结,建构现代新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不过,也应看到,在这种现代性诉求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逐渐背离了中国文化的立场、血脉及本根,一种西化甚至是崇洋媚外的倾向甚嚣尘上。我们较少思考: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不是人类幸福的最后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内容成为我们发展的羁绊,哪些则不是?中国明清尤其是晚清的政治腐败原因何在,是不是与中国文化直接相关?中国富强与人类幸福的期许何在,它必须进行彻底的反传统吗?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何以面临如此令人焦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危机。

我们先不说诚信危机、金钱倒逼正义、缺乏敬畏的人心不古,也不说有的“人民公仆”所达到的惊人的贪腐程度,更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医生、法官、警察这些神圣职业的被异化,我们只说现代性文化所导致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毁灭性危机。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传统文化与文物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如果要说联系我们今人与古人的通道是什么,那么,文化和文物最为重要。然而,近现代以来,它们却蒙受各式各样的灾难。如果说日本侵略是一次血洗,“文革”是一次付之一炬,改革开放初期是一次连根拔起,21世纪则是一次挖地三尺。表面看来,今天,举国上下人人都在搞收藏,殊不知,在金钱利益的诱导下,在人们不断的交易中,文化与文物将变得越来越少、受损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因为真正的文化与文物不是“货物”,而是需要“收藏”的。有人说,当下中国农村村落平均每天以300个的速度在消亡,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又有多少传统文化与文物得以保存?

第二,葬仪制度的变化所导致的文化断层。现在,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突破之一,靠的是地下考古。如果有一项地下考古新发现,长期困扰人们的学术难题就会得以解决。然而,现在的火葬制度却将改变这一状态,多少年甚至数个世纪以后的学人就会遇到一个断层问题:他们已无法借助地下考古来进行研究了,因为火葬制度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葬仪文化。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真的彻底断裂了。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书香门第的终结。书香门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它像香火一样世代相传。然而,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则使得这一文化传承方式变得十分困难。祖先崇拜、家庭以及多子多孙观念,使得一个家庭的书香门第总能延传下去,哪怕中有隔代也没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会出现文化世家,像王羲之、苏东坡、米芾、袁中郎以及近代俞平伯等都是如此。但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父母与子女单传成为常态,而又有多少子女会承继父业?单以藏书而论,有多少藏书家面临后继无人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以来,以科学、民主、自由等为主体的现代理念对于封建专制文化的批判意义,我们当然要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是,它所包含的盲目性、一刀切、西化倾向必须得到重视和纠偏。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决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包括美国的这把“小刀”来进行剪裁,这就需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刻的思想和更高的智慧进行审视。

二、西化背景下中国散文的悲剧命运

如果要问“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及文学的最大变化是什么,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下,中国现代性的建立。也是在此意义上,进化论、创新、向西方学习等成为我们的关键词。关于此,作家和学者走的基本是这样的路径:符合西方标准、向西方学习,就是创新;而有了创新,就是好,就给予充分肯定。

也许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上可以如是说,因为西方在此有不少优势。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就此绝对地说,《红楼梦》不如西方小说,《牡丹亭》不如西方戏剧,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李商隐、李清照的诗不如西方,那恐怕也难以令人置信。最关键的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到底学的是什么,能不能学到其精华,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再造和创新,这恐怕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向西方学的只是皮毛,而作家和学者却将之视为创新,那就大错特错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其实,不少所谓的当代新潮小说创作及其研究就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与基点上。当然,如果以这样的认识来简单地要求中国散文,那将更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这就容易导致对于中国散文理解的偏向和错误。

第一,在中国古代,散文不叫“散文”,而是泛指“文章”,它是一个更大、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只有到了近现代,“散文”作为一个学科才得以确立,中国传统的“文章”才变成我们通常所说的“散文”。而自周作人提出“美文”后,散文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缩小和纯化,于是散文变成一个更为纯粹的“洁本”。很显然,在西方散文概念与中国文章内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偏角,如果不顾及中国传统特性,就会出现断裂与矛盾。

第二,无论怎么说,向西方看齐,以西方标准来衡定中国传统散文,并建构具有现代性的近现代中国散文,这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一致的倾向。五四时期的周作人、郁达夫讲究散文的“个性”,60年代的杨朔注重“将散文当诗来写”,[2]新时期的余秋雨散文则注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都是如此。这一方面带来了近现代及当代散文的突围与发展,但也使其离中国传统越来越远,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余秋雨的《笔墨祭》用西方的现代性来阐释中国的毛笔文化,其中的文化断裂非常突出。

第三,20世纪80年代曾兴起这样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即全面、急迫而又不加选择地引进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于是,一场“方法论革命”席卷中国。有趣的是,在小说、诗歌等文体“日新、日日新”的时候,散文界也出现极为强烈的求变呼声,因为散文仿佛是一只巨大的破船,它不仅没有新变,仿佛是心安理得地在拖其他文体的后腿,并影响了整体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格局。那时,最为响亮的口号是,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它确实落魄了。[3]仿佛散文一夜间成为一个深陷泥淖的落伍者,再不奋力拔起,就会转瞬即逝,走向终结。这恐怕是有史以来关于中国散文最为悲观的“毁灭论”。而与之相映照的是,新时期以来散文创新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它甚至成为一些先锋作家追求的目标和反传统的快刀与利箭,这也是所谓“新散文”不断受人追捧和发出绝叫的理论前提。

但无论如何,自从中国古代文章被西方现代散文分割之后,它就被捆在西方现代性的马车上,并以加速度向前奔跑,从而形成了其悲剧性质。一方面,创新的引诱使现代散文离传统越来越远,其异化随处可见;另一方面,被现代性和创新意识甩下的散文,几乎成为保守、落后、无用的代名词,它也被先锋派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弃如敝屣。可以说,只用西方现代性尤其是创新理论看待中国散文,必然导致其悲剧性的命运。

三、中国近现代以来散文价值重估

应该说,从西方现代性包括创新性角度来建构和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并没有错,这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重要方法,也是从世界文化大局着眼所做出的有价值的努力和探索。不过,如果将此视为唯一甚至绝对的标准,那就不可取了。如果将西方的糟粕和技术当成精华来吸取,尤其是不能站在人类命运和发展的高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开来,甚至不顾各种文学体裁的特性,简单地进行搬用和类比,那就更值得注意和反思了。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有不少人没有跳出这样的樊篱。

近现代中国散文的价值当然可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以获得其现代性意义。如研究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更多的人往往站在现代性角度看到其反封建意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但却看不到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韵味,更看不到现代与传统的交战与搏斗。否则就无法理解,《野草》中竟有《雪》、《好的故事》、《腊叶》这样优雅的作品,也难以理解在《朝花夕拾》中也还有《二十四孝图》和《五猖会》这样尖锐作品的穿插。因此,我认为,除了从现代性批判角度看鲁迅的这两部散文集外,还要从传统与现代的交集与变奏角度给予解释,尤其不能忽略从传统文化角度的流风遗韵来进行审视。而最后一点,往往在那些所谓的现代和后现代小说与诗歌中不易看到。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近现代和当代新潮小说的创作与研究需要重新评价。这是因为,它们所受的西方影响多是一种因袭甚至模仿,还不能算是创新之举,如果从中抽掉所受的西方影响,它们恐怕所剩无几,至少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更不要说基因和密码了。因此,一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将来恐怕要重写,其结论是:以往被认为有现代性的文本,价值会大打折扣;而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愚昧的传统文化因素,则会获得新的价值认定。因此,一直不为人重视的散文文体将会获得新的价值增殖,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传统文化因素的保留,以及它与现代文化的张力关系。

朱自清的《背影》可谓中国现代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但我认为,其最大价值恐怕不是鲁迅《野草》所表达的现代性诉求(尽管其中也有人生的苍凉意味),而是流动于中国人血脉中的父子情深,尤其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母题,以及表达方式的平淡、自然和细腻。在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虽然充满现代人的悲剧意味,但它们最有魅力的地方恐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知音之感。据说,1959年俞平伯前往江苏视察,一行人到达朱自清的故乡扬州时,他心事沉重。后来,俞平伯离开大家,一人去南京。对此,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后来看到俞平伯的《重游鸡鸣寺感旧赋》,方知道他想起了好友朱自清,做了故地重游。这是中国传统士子的知音之感和高古妙音。如用西方现代性和创新性解读这两个作品,就会进入误读时空,因为二者在主题、审美趣味甚至是题目上都难以区分,没有所谓的创新。因此,不能用现代性和创新性去简单解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散文。

如果站在向传统转换的角度,以中国传统文化流失与保存交织的眼光,通过“朝花夕拾”忆旧的方式,我们就会看到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散文有着独特的价值。因为在义无反顾的反传统文学体裁中,我们已难看到传统文化的面影,甚至也看不到传统与现代转换的迟疑与停留,而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拿来和崇尚之情,这是令人遗憾的。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确实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尤其是要突破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进入现代民主制度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所谓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的现代性,而是人类理想的现代性,因此,我们要承认,“现代性”不是西方的专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现代性,至少有现代性的因子。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成分,尤其是其中有五千年的文明基因与密码,我们不能毫不顾惜地将之随意丢掉。第三,文化与文学除了创新,更需要继承,因为继承既是创新的基础、动力和源泉,又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常态”。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就包含了这层意思。第四,向西方学习固然重要和必要,但不能离开中国本土,因为西方再好的东西到了中国,都需要接受新的检验,也需要以中国作为轴心进行转换。这正所谓“变是为了开新”,而“不变则是为了通久”。因此,在探讨散文中“变”的因素时,不能忽略其“不变”的方面,尤其是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的内容。这是只从散文的现代性和创新性上难以看到的重要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视为跟不上时代步伐、缺少创新性的“散文文体”,从另一层面看正显示出其承载中华民族基因和密码的巨大功能,也包括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得以承继和绵延的魅力所在。然而,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散文的耀眼光芒却被我们偏激和狭隘的理论遮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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