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花诗看中国诗的文化心灵

从桃花诗看中国诗的文化心灵

——胡晓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中国诗是贵族文学、赤子文学、还是士人文学？中国诗中，社会历史人生信息量越少越好么？中国诗人的心灵主体，是小知小觉，还是先知先觉？是光秃秃、幽暗破碎、封闭无意识的自我，还是兴象葱笼、天机流转的心灵？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从中国诗中几首有名的桃花诗入手，以“文化心灵”为路径，将诗学理论、抒情传统、文化大义、历史意象和诗性感悟融为一炉，走进《诗经》、陶渊明、杜甫、苏轼以及陈子龙柳如是等人的诗歌世界，一边散步品赏诗史上的经典风景，一边也不忘深入解答诗学中的重大问题。或许，一种超越文化研究和文学性研究的“文化诗学”，有助于重建中国诗学与中国文化思想的生动联系，有助于再认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一、何谓“文化心灵”

    “文化心灵”，即在代代相承的文学传统中养成的、具有悠久深厚文化内涵、具有深刻的华夏民族特点的艺术心灵。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诗歌？这是因为，“心”是中国文化传统第一重要的概念。绘画史上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见《历代名画记》卷十)，音乐史上的“高山流水”(伯牙子期，见《韩诗外传》卷九)，哲学史上的“为天地立心”(张载，见《近思录》卷二)，“我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我心一起明白过来”(王阳明《传习录》下)，以及宗教史上的“以心传心”(《五灯会元》卷二)等等，说“心”是中国文化传统世代相承的核心价值，应是无可置疑的。中国诗是中国文化最具有心灵价值的创造，通过中国诗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心灵世界，通过中国文化的特点来理解中国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兴”，是最富于文化心灵意味的诗学概念。“兴”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即生命与生命相接触。兴的逻辑起点，即“人神沟通”。即巫史时代，人心与来自天神的信息相通。无论是后来的“引譬连类”、“托事于物”，还是“起发己心”、“合乐而歌”，都有一个感发、接通的心理机制，此一心理机制，首先由“人神沟通”奠定，后转化而成“心物相通”，即天地万物气化生成的心理图式，最终转化而为“起发己心”的诗学。不同的生命之间，以及在古人看来代表着生命的词语，为什么具有相感发的力量？我们细思其中的奥秘，其心理动力，即生命与生命相接触。无论是人神生命的接触，还是心与自然物生命的接触，还是人心与人心的生命相接触。最近有人认为“兴”的起源，正是一种挽诗的仪式，是与死去的亲人或友人的魂相沟通的歌唱仪式，这个新说法也加强了“人神相通”的文化内核，所以，生命与生命相接触，也包括精神生命在内。

    “兴”的生命与生命相接触，对于中国诗学的心灵内涵，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因为，生命不止于小生命自身，所以有“比兴”，生命与时代社会等大生命相接触，此即先知先觉的心灵的来源。生命不止于个人，不止于当下，而具有历史的回声，与传统中生命相接触，所以有“兴喻”，此即古今相连的心灵的来源。生命不止于有限，不向下沉沦，所以有“兴会”“兴感”，此即生生不息的心灵的来源。生命又肯定人心与人心的照面，不幽闭自我，所以有“兴寄”，此即心心相印的心灵的来源。

    二、桃花诗所含蕴的“文化心灵”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首桃花诗来理解。作品也是潜诗学，可以补助理论的不足。按其表现的文化心灵内涵，可分成以下几组。

    (一)人世生活的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周易》：夫妇，人伦之始也。《孟子》：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首诗有重要文化意蕴。“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文王风化之盛”(朱子)。表明这首诗是早期中国文化成熟之际、良俗美序的表现。“送嫁和迎亲的婚姻仪式歌”(张西堂)。是人间的欢天喜地的婚典歌。“平平常常，细思之，殊觉古初风俗之美”(崔述)，个体的人生，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才得到真实意义的。从文化看，这首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上来就是结婚，似乎男女交往，恋爱不重要，而直奔结婚的目的。然而这完全符合《诗经》的实际。为什么这样呢？这关系到中西文学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文学是表现的，是顺着人生的欲望表现人生的；而中国文学是文化的，文化即教化，所谓人文化成，不是顺着人生的欲望，而是顺着人心的要求，是要来建构人生。如果不单单从